◆作者被判终身监禁，此刻故事正在发生……这是一本极为特别的书。因为小说里的描摹的人物全是美国监狱在押罪犯。而小说作者所讲述的，正是他和他的狱友以及这所监狱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罪恶与人性，自由与孤独、绝望与希望、权力与谎言、冰冷与环冷——欢迎来到格雷巴旅馆。

◆《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科克斯书评》等数十家西方媒体一致推荐，中国《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亲笔做序：这么有趣！版权售出多国，深受全球读者好评的监狱文学飓风之作!

  ◆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画地为牢的奔忙，自以为是的奋斗？自由都是相对的。

◆本书拥有精美插画、书签和角色地图赠品。黑色幽默的气质，暗黑童话的形式，让这本书看起来生动立体、与众不同。

重磅推荐：

《暗黑之湖》（媲美《昆池岩》《林中小屋》《招魂》的黑马惊悚力作！人心都有两面，一面是《瓦尔登湖》，一面是《暗黑之湖》。）

《当命运来敲门》（欧美版《人间失格》，普通人的生命咏叹。 我们渺小、微弱、平凡，但在人间，从未失格。）

《18岁那年发生了什么》（一个徘徊在街头的迷茫少女，《猜火车》般迷乱的青春速燃全美。）                                

   这是一本极为特别的书。

    因为小说里的描摹的人物全是美国监狱在押罪犯。

    而小说作者所讲述的，正是他和他的狱友以及这所监狱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罪恶与人性，自由与孤独、绝望与希望、权力与谎言、冰冷与欢乐——作者用写实的笔触为我们献上了这出与众不同的“监狱真人秀”，让你感受到黑色幽默背后的残酷与苦涩。

    当然，你并不会卸下那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你读到zui后，突然想流泪的话。

柯蒂斯•道金斯（Curtis Dawkins)，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乡村长大，曾就读于西密歇根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

    《格雷巴旅馆》是其监狱文学处女作，因视角独特而受到全球关注，版权已售出多国，深受各方读者好评。

人类数字

   第一个和我通上话的人名叫凯蒂·凯特。他声音老迈粗哑，就像把威士忌当白开水喝了50年。我实在无法把他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把他的号码也写在墙上，挨着电话，它旁边是几十个其他人的号码。然而打个盹儿的工夫，原本橙色的墙壁已经被刷了一层淡绿色的新漆，看着就像瘀青或腐肉一样。

凯蒂·凯特之后，我过了一个星期才打通又一个人的电话。我开始把号码记在电话簿上，那一页是里氏家庭照相馆的黄页广告。但宣传画中并没有家庭，只有一栋房子窝在山谷中，一座风车矗立在山上，一只羊在前景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我把号码写在风车上面广阔的天空里。

“请问哪位？”

“嘿，是我。”我说。从常理上说，我该如实录下自己的名字，那样当电话接通的时候，后台操作员会首先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听某某某从监狱打来的被叫方付费电话。但我录的是“嘿，是我”。这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因为不会有太多人恰巧认识和我同名的人，但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我”。

“我”可以是任何人：失散多年的儿子；被遗忘的叔叔；你沉迷毒品不可救药的表兄……

人都喜欢说话——所以他们才愿意接电话。我试着通过他们的声音进入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电视里在播放什么节目？家里有什么宠物？有一次我曾听到一只鹦鹉说“他被埋在沙盒里”。我听外面街上的声音，有邻居在弹钢琴。还有一次在老人院，我听见有人在弹奏木琴，而且造诣相当了得。无数层面的声音相互交织组成了世界，并通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传进我的耳朵，活跃在我的心头：人声，吸尘器声，敞开的窗外车水马龙声，洗衣机声，烘干机声，冰箱的嗡鸣，所有轻微得几乎难以察觉的声音。

凯蒂·凯特膝盖不好。他说他之所以没有拒绝我的电话是因为他也进来过，虽然只是一个周末。那次他喝醉了酒，出手打他的妹夫，妹夫没打着，却一拳把他妹妹打昏了过去。他很想知道我是犯了什么事儿才进来的，只是没好意思直接开口问。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说怎么修房顶的事，因为眼下能源成本像火箭一样节节攀升。

他需要经常服用维柯丁来抑制膝盖的疼痛。但他的膝盖并不是修房顶摔的，虽然他聊天的内容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实际上，他的膝盖是下车时摔的。他有辆道奇公羊，下车时一脚踏在路缘上，先是扭了脚踝，随后才连带着伤了他那不中用的膝盖。他老说不中用的膝盖，仿佛那是他在打仗时从外国学到的说法。

我一直很内疚没有给凯蒂·凯特打电话，好像我这么做伤了他的感情。我每天都试，我只记得他号码的前三位是349。

349-1234：您所拨号码的机主拒绝接听；要么就是自动应答机。

349-1235：您所拨号码的机主拒绝……

349-1236：您拨打的号码已停用。

你看，我不知道该拨哪个号，只能一个一个地试。

349-1238：您拨打的号码已停用。

349-1239：您拨打的号码已停用。

明天我要从1240开始。

 我刚挂上电话，一个又黑又瘦、外号叫“花生”的家伙走进了牢房，他四下扫了一圈，随后一头栽在地上——癫痫发作。狱警用轮椅把他推到了护士那里。大约一小时后他回来了，我们都很紧张，任何声音都让我们误以为是“花生”又晕过去了。小D说我们都得了癫痫恐惧症，就像风声鹤唳的狗，有一点点动静就要跳起来。我在电话旁边坐了下来。

“本次呼叫来自卡拉马祖县监狱的‘嘿，是我’。遵照相关法律本次通话将受到监听和录音。感谢您使用全球电信。”

他们又把“花生”带到了护士那里。回来时，他左侧臂弯里用胶带缠着一个棉球。第二天早上，棉球出现在地板上，中间一团变黑的血迹像眼睛一样望着天花板。没人去捡那东西，我们谁都不想染上“花生”的病，不管是什么病。

“花生”碎碎念的同时开始出现恶心干呕的症状。“请问哪位？”“请问哪位？”后来我琢磨他说的很可能不是“请问哪位”，而是别的诸如“干他的活”“知道个屁”或“你错过了”之类。过了一会儿我也受到了传染，可是为了避免与“花生”掉进同一个坑里，我不停地念叨起“装病、装病、装病”。

“花生”围着桌子转了两到三圈，随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有人连忙按了壁挂电话上方的紧急按钮。护士们很快赶到，他们身穿蓝色工作服，手提急救箱，看着就像要去某个钓鱼塘参加化装舞会。“花生”捂着肚子，像个胎儿一样缩成一团。他神情茫然地盯着墙，任凭护士们给他量血压、测脉搏等等。

我坐在桌前饶有兴致地旁观。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能会用上装病的技巧，倘若“花生”真是装的，那他的演技简直是影帝级的，而我就像个跟大师学艺的候补演员。他们用轮椅把“花生”推走了，地上留下一小摊跟硬币差不多大的亮晶晶的口水，我用拖鞋蹭了蹭。然而地上的水渍还没有干透，“花生”就回来了。

连续几天，“花生”捂着肚子叫苦连天。他对狱警说他怀孕了。狱警没理他，径直走开，并对着呜呜啦啦的对讲机说了一通。她的对讲机似乎一天到晚都不闲着，叽叽喳喳就像笼子里的猴子。“花生”坐在桌前，身体不停地晃来晃去。他说他流产了，要么就是别的。

“估计是胀气。”小D充满期待地说。仿佛只要确认了“花生”的问题所在，他就能闭嘴，大家也就能消停一会儿，好想想接下来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可在牢房的角落里，小D私下告诉我说：“他可能真的有病，狂犬，艾滋，或者梅毒。他哪天要是张嘴咬你，你可要防着点。”

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

“我也只是这么一说。”他说，“真到那时候你就踢他，神经病最怕别人踢了。”

“请问哪位？”

退休老头儿是最有可能接电话的人，其次是守寡的老太太，再次之是同样蹲过监狱的人，最后是他们的家属。

“我认识你吗？”他们有时会问，“我认识你，对吧？”

我对他们说：“那要看你如何定义‘认识’了。”

对讲器中传出一个声音，麻木的感觉和全球电信的操作员没什么不同。她说有人来探视我。“谁？”我问。“马文·纽豪斯。”她回答。

我不认识什么马文，可转念一想，也许凯蒂·凯特终究找到了我，或是那个准备大闹他侄女圣餐礼的家伙。我扣上橙色囚服的扣子，梳了梳头。“花生”坐在马桶上呻吟，小D说他要把孩子拉出来了。我走出牢房，跟着狱警来到探访室。这里有六扇彼此分开的窗口，犯人站着与访客用电话交谈。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由于犯人不停地进进出出但又从不通风换气，这里自然闷热异常，且充斥着一股腐烂的橡胶软管的味道。我来到最远处的窗口站住，拿囚服前襟擦了擦黑色的电话听筒。访客们鱼贯而入：几个丰满的中年女子，乳房像发酵的面团把她们的衬衣高高顶起；一个手持《圣经》的男人；两个年轻姑娘，胸器更加傲人。

不管这个马文是谁，总之他始终没有现身。我站在齐胸高的小隔间里，电话举在耳边，想象着即将站在我面前的是何方神圣。不管是谁，那一刻，他或许正走过停车场回到车上，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启动，离开，临走时不忘再回头望上一眼，仿佛这里是座雄伟的国家纪念碑。

我听着探访室里不绝于耳的嗡嗡声，审视着肮脏的玻璃窗上我的部分倒影。我能朦胧看到自己的双手及嘴唇的轮廓，它们在窗户里似乎变小了。当然，我注视的是我自己，一幅画在斑驳污渍上的透明肖像，但我大脑中却想象着我的朋友——凯蒂·凯特。

我开心地笑笑，见到他真好。他的膝盖已经好多了，但现在他怀疑自己对维柯丁上了瘾。

我又笑了，但又立刻道歉，因为对止痛药上瘾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把那个准备大闹侄女圣餐礼的疯子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告诉他说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本地消息，期待能听到教堂打架的新闻。

对于疯子的威胁我是一笑置之的，但凯蒂·凯特却忧心忡忡。他说他会找找在这里当狱警的老同学，看能否为我提供额外的保护。他说我是个值得拯救的人。我还没有被自己犯下的而且似乎仍在犯的错误摧毁或击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对某些人来说，失败也是一种财富。失败使人成长，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隔着防弹玻璃默默对视片刻。后来我不得不用新的话题打破沉默：“花生”和他荒唐的举动，他在马桶上屙孩子的壮举。我说到狱友异想天开的发明，他说有朝一日会给我足够的时间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和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修房顶。我感觉等我出去之后他会邀请我和他同住，等他膝盖好了便帮他修房子。但这时狱警过来说时间到了，我们得回去了。我最后一次笑笑，随即和其他犯人一道走出狭窄闷热的探访室。每个人离开时都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体温，包括我，它们和已经存在的无数体温混合在一起，使这里的腐烂气息更上了一层楼。

回牢房的路上，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号码。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如同写在脏兮兮的窗玻璃上——一串枯燥油腻的数字，感觉就像凯蒂·凯特曾经大声告诉过我一样。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确保在写下来之前不会忘记。

我找到一支“软趴趴”，把号码写在垫子另一头床单盖不住的地方。349-1568。写下之后我甚至还念叨了几遍，以期能牢牢记在心里。

小D说，想不想听听那个神经病的故事？反正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什么？”

“你没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环视牢房。

“‘花生’不在了。”我说，“出什么事了？”

“我早说过他有问题，对不对？”

他没有狂犬病，也没有别的病。“花生”确实怀孕了。“他”是个女的，女扮男装才关在这里。她因为经济犯罪被全国通缉，好像是和肾移植有关的网络慈善诈骗。护士对小D说“花生”的情况属于宫什么孕，就是卵子待在什么管里不走了。

“他妈的，你能相信会有这种事吗？”小D说。

“我敢打赌那些狱警一定感觉自己像群白痴。”

“他们早就习惯当白痴了。”

这件事的信息量实在太大，简直耸人听闻。我想我必须告诉什么人。我摘下电话放到耳边。刚从探访室回来，耳根还热乎着。“拨打对方付费电话，请按0。”提示音说。我按下0，随后是那串号码。然后等待。

我要告诉他马文·纽豪斯，告诉他我如何猜到那就是他。我还要说说“花生”的事，并告诉他我已经把号码写在了床垫上。明天当我再次打电话时，他就不用问“请问哪位”了。他会说：“嘿，我知道你。”

他会说“我知道你”，然后我们就聊维柯丁和修房顶，聊他不中用的膝盖和那个疯子，聊圣餐礼和世界末日。我有一肚子话想说，可前提是他得接我的电话。

“快接啊。”我对着电话低声说，“快接我的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