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上仅见的一本以诠释中华传统渔具文化为主的图文书。  

渔具是人们在长期的渔业劳动中建立的工具体系，时至今日，在江河湖海中仍可看到《诗经》里的渔具，足见这种传统的强大。今挑选历史图像中所出现的渔具图，分作渔舟、网罟、钓具、掩罩、笼壶、陷阱、耙刺、动物八类，这些图像分别来自古籍插图、文人绘画、民间艺术等，皆为主观描摹，或可窥见历史中的渔具奥秘，也可作为一份人类学及民俗学的图像志。

盛文强

渔业的历史可上溯到原始社会，先民傍水而居，在江河湖海之畔，捕鱼而食。在渔网出现之前，先民在海滨及江河的捕鱼方式还处于原始的阶段，所谓一击、二突、三搔、四挟。击，就是击打水族之法，用树枝、石块等将鱼类击伤或击毙，从而获取。突，就是刺杀水族之方法，工具是尖锐的树杈，这是鱼叉的雏形。至于搔和挟，则是捕捉栖息于泥沙中的贝类的动作。这四种动作，以及所采用的树枝石块等物，俨然是渔具的雏形。

后来，先民学会了用植物纤维编织成原始的渔网，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的纪元。《易•系辞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做结绳而为网罟，亦佃亦渔。”庖牺氏即伏羲，上古时代有许多发明都归到了他的名下，《抱朴子》则认为伏羲观察蜘蛛网受到启发，“师蜘蛛而结网”。网的出现，是一件大事，渔获量极大提高，捕鱼者生产所得除了维系自身生活所必需之外，还出现了大量剩余，以物换物的原始贸易开始出现，人类社会因之有了深广的变革。

从各地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泥网坠、骨质鱼叉、鱼钩等物，可以看到当时渔业的情况，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网坠，说明与之相配套的渔网的多样性。网坠有石质、陶质、骨质的，大小形状不一，缝缀在网片的下缘，使渔网在水中充分张开，在拖动渔网时，网坠也会使渔网获得更快的运动速度，从而有了更为可观的渔获量。先民的智慧不止于此，浙江钱山漾遗址甚至还出土了具有“倒梢”的竹编鱼笱，其入口有一丛漏斗式的竹篾，迎着水流的方向安置鱼笱，鱼虾可以顺着竹篾进入，但却不能出，这种精巧的渔具，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是常用之物了。

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商代已经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来捕鱼。渔具的细化出现在西周，种类和名目日渐繁多，在《诗经》中曾出现了大量渔具的名目，可看做是西周渔具的集束式爆发。《诗经》中提到的渔具名目有网、钓、罛、罭、汕、笱、罶、罩、潜、梁等十余种渔具渔法，这些距今已有两三千年的渔具名称，几乎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汉代，我们可以看到汉画像中的汉代渔业景观，大致有徒手捕鱼、网捕鱼、叉鱼、钓鱼、罩捕鱼、鱼鹰捕鱼、水獭捕鱼等多种方法，汉代渔业的灿然勃兴，与休养生息的政策有关，也印证了当时水体环境的优越，鱼类的丰富多样，也使渔具有了各类变体。《淮南子》：“钓者静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虽然用的渔具以及原理各不相同，但却殊途同归。

东晋时出现了沪，主要分布在今上海一带。这是一种定置渔具，那时黄浦江尚未形成，苏州河直通东海，沿岸居民在海滩上置竹，以绳相编，根部插进泥滩中，浩荡的竹墙向吴淞江两岸张开两翼，迎接着随潮而至的鱼虾，后来，沪成为上海的简称，在地名中保留下来。

晚唐诗人陆龟蒙《渔具诗十五首》前有小序，俨然是一份分类详尽的唐代渔具史料：

 

天随子渔于海山之颜有年矣。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大凡结绳持纲者，总谓之网罟。网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囡。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沈之曰箄，矛而卓之曰猎。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桹，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错薪于水中曰椮。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其它或术以招之，或药而尽之。皆出于诗、书、杂传及今之闻见，可考而验之，不诬也。今择其任咏者，作十五题以讽。噫，矢鱼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矢民之具也如彼，谁其嗣之？鹿门子有高洒之才，必为我同作。

 

在这篇序里，许多渔具的名称还是沿用了《诗经》的传统，可见渔具的历史渊源，在唐代的江南水乡，渔具的种类已如此繁多，在熟练使用渔具的同时，陆龟蒙发现这些渔具“穷极其趣”，而且在历代典籍中皆有记载，可以古今印证。

宋代时浙江出现大莆网，用两只单锚把锥形网固定在浅海中，网口对着急流，利用潮水，冲鱼入网，这成为东海捕捞大黄鱼的重要渔具。宋代还出现了刺网，这是一种长带状的网，敷设在鱼群活跃的水域，刺挂或缠绕鱼类，从而获鱼，周密的《齐东野语》称之为帘：“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这种渔网至今仍在使用。南宋时还有滚钩之法，已经接近于现代的延绳钓，这是用一根主线结缚若干支线，支线上有锋利的鱼钩，鱼群通过时，就会被密集的鱼钩挂住，《岳阳风土记》提到了这种渔具：“江上渔人取巨鱼，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钩共一纶，系其两端，度江所宜用，余皆轴之，中至十钩，有大如秤钩，皆相连，毎钩相去一二尺，钩尽处各置黒铅一斤”，这类渔具的使用，使渔获量大为提高，有别于前代，渔具至此又有了一次飞跃。

在工具之外，古人也开始驯养善于捕鱼的动物，利用动物的捕鱼习性，有着事半功倍的奇效。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到了均州郧乡县的百姓驯养水獭：“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扺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襟籍膝，驯若守狗。” 可见唐代驯养水獭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水獭与人的亲昵也令人称奇。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四川人养鸬鹚捕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鸬鹚经人驯养后，养在家中，俨然家禽一般，四川人又称鸬鹚为“乌鬼”，有“家家养乌鬼”之说。

到明代，渔具的样式日渐繁多，明代的《渔书》中专列了一章渔具，其中列举的渔网名目有千秋网、枦网、桁网、牵风网、散劫网、泊网等，杂具有钓、罩、笱、锸等，可见明代渔具的种类之多。

及至清末，状元张謇有心兴办实业，奏请设立渔业公司，并购买渔轮“福海号”，进行拖网捕捞，这标志着中国渔业的近代化。沈同芳参与其事，作《中国渔业历史》，在总结清代渔具时，渔网和船舶都有了具体尺寸，体现了一种专业上的自觉，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提到新式的渔轮“网大船快，电灯佐之，断非粗笨浅隘旧有之捕鱼船所可较量”，蒸汽动力的渔轮福海号的效率颇为可观，“日夜换班，约每日三网，每网八小时，每二十小时多可得鱼七八千斤”。至此，渔具的古典时代已经悄然落幕。

渔具是人们在长期的渔业劳动中建立的工具体系，时至今日，在江河湖海中仍可看到《诗经》里的渔具，足见这种传统的强大。又因国土辽阔，渔具的地区差异也极为明显。今挑选历史图像中所出现的渔具图，汇为一编。这些图像来自古籍插图、文人绘画、民间艺术等各类图像系统，皆为主观描摹，或可窥见历史中的渔具奥秘，体察渔具的审美意蕴，同时也可作为一份人类学及民俗学的图像志。

 

盛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