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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 (当当100%亲笔签名本）PDF,TXT迅雷下载,磁力链接,网盘下载

分类:文艺发布时间：2020-05-27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与有同样痛感的人，分享生命体验。倾诉至亲离别的生命体验，直面生死之问的深情表达 ·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边，思索生命旅程。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如何看待生死？ ·2020年，疫情突然来袭，没有哪个时刻能让如此多的人直面生死。这本书，让失亲之痛，在倾诉中互相抚慰。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边，对于生命、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作者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多层面的启示与思考。

作者简介

敬一丹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曾多年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栏目。获第一、二、三届全国十佳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中国电视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声音》《我遇到你》《我末代工农兵学员》《那年那信》等。

目　　录

这一天告诉？还是不告诉？妈妈的生死观 “不是还没死吗？” 放疗日记 “你们自己不要成为病人” 陪伴，也是药妈妈的海滩变老的时候妈妈的另一半献给父母的书无声的小纸条暖，如同家人管子管子管子告别时刻生命课没有妈妈了后记

前　　言

失亲之后我以为，书稿写完了，不会常常流泪了。然而，猝不及防，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袭来。武汉的医院从来没有这样惊心动魄，中国的街道从来没有这样萧瑟，不安焦虑笼罩着世界。我又常常流泪了。在疫情的背景下，一个名字、一句话、一个镜头、一封信、一首歌，都会让人百感交集。当我看到患者的遗言：“我老婆呢？”一阵悲凉；当我看到机舱座位放满海外华人捐赠的防护用品，怦然心动；当我看到医护人员疲惫坚守的模样，瞬间红了眼眶；当我又一次听到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潸然泪下。我回想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时，我和同事曾经在镜头前发声，为危机焦虑，忙得顾不上流泪。“非典”疫情平息以后，曾以为灾难远去，没想到，2020年灾难又来。在这冬春之交，面对新冠疫情，我有一种无力感，变得很脆弱。一次次流泪，为那些崩塌，为那些挣扎，为那些牺牲，为那些与死神抢夺生命的人，为那些逝去的生命。失亲，不是一个人的悲伤。疫情逼着千百万人直面生死。那些在疫情中失亲的人，经历的是怎样的痛？死亡袭来，失去父母，失去儿女，失去兄弟姐妹，失去伴侣，失去挚友……有多少失去，就有多少心碎！那么多人来不及和亲人告别，留下了多少遗憾，多少不舍？离别，本是一种痛，而没有说再见就永别，更是一种痛，这双重的痛，该怎样承受！噩梦醒来，面对无法愈合的伤口，那是难以言说的至暗时刻。从疫情中走过，我们伤痕累累。痛中思痛，痛定思痛，种种伤痛、种种代价会转为记忆，留给未来。对失亲的生者来说，伤痛，烙在心底，生死之问，伴着余生。尽管在巨大的苦难面前，“疗伤”“治愈”这样的词显得很无力，但，毕竟日子还在眼前。也许，我们需要倾诉、释放，需要相拥取暖，彼此慰藉。一个人的生死，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告别人世，会带来多少人的生命转折？亲人逝去，不确定伴着未来，生者将迎来多少改变？想起我妈曾说：“遇到什么事，自己得会劝自己。”我试着，自己劝自己，迎接改变吧！最大的改变是我要面对巨大的精神空缺。至亲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情感寄托、生活方式都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失去了，不能填补，无法释然，那是被掏空的感觉。那也许是余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那改变,是永远的。不管怎样躲避，怎样恐惧，也不能幸免；不管怎样凄惶，怎样伤感，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毕竟生活的每一面都得直面，毕竟不能活在昨天，只能伴着这样的空缺，活在今天。如果能看清，下一段路要自己走，下一个关要自己过，那也是一种生命历程的准备吧？今天的日常，在我心中有了不同以往的味道。失亲之后，更懂得了人生的无常，更在意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总会想起妈妈那句话：“还活着，多好！”迎来日出，体味清新；送走日落，感受苍茫。树绿了，那是亲人曾路过的；花开了，那是亲人照料过的；云来了，熟悉的样子变幻着；风吹过，带来新日子的气息。迎面遇到的眼神，会抚慰着善感的心，看得见的幸福，其实还在，在人间烟火里。曾有失意，甚至绝望，但也有美，会出现在眼前和未来的某一时刻，若明若暗。好好活着，像亲人期望的那样活着，我们的命，与亲人血脉相连，不容辜负！生命的历程在启示：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眼泪之后是沉思，精神的DNA在延续，生活正在进行时，有质量的生活才有未来。新的日子，新的悲欢，该认真的认真，该宽容的宽容，该喜悦的喜悦，该付出的付出，该记住的记住。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会不时念着：假如妈妈活着，会怎样？是理解？是赞许？是摇头？然后，像亲人期望的那样，坦然去做，去看，去笑，去走…… 逝者渐远，留下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温度，而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帮助自己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节气到了清明，庚子年的清明，将收留多少思念，多少泪水！擦去眼泪，我要在阳台上种花了，用我妈妈给我留的种子。敬一丹 2020.清明

<p>失亲之后 我以为，书稿写完了，不会常常流泪了。 然而，猝不及防，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袭来。武汉的医院从来没有这样惊心动魄，中国的街道从来没有这样萧瑟，不安焦虑笼罩着世界。 我又常常流泪了。在疫情的背景下，一个名字、一句话、一个镜头、一封信、一首歌，都会让人百感交集。当我看到患者的遗言：“我老婆呢？”一阵悲凉；当我看到机舱座位放满海外华人捐赠的防护用品，怦然心动；当我看到医护人员疲惫坚守的模样，瞬间红了眼眶；当我又一次听到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潸然泪下。我回想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时，我和同事曾经在镜头前发声，为危机焦虑，忙得顾不上流泪。“非典”疫情平息以后，曾以为灾难远去，没想到，2020年灾难又来。在这冬春之交，面对新冠疫情，我有一种无力感，变得很脆弱。一次次流泪，为那些崩塌，为那些挣扎，为那些牺牲，为那些与死神抢夺生命的人，为那些逝去的生命。 失亲，不是一个人的悲伤。 疫情逼着千百万人直面生死。 那些在疫情中失亲的人，经历的是怎样的痛？死亡袭来，失去父母，失去儿女，失去兄弟姐妹，失去伴侣，失去挚友……有多少失去，就有多少心碎！那么多人来不及和亲人告别，留下了多少遗憾，多少不舍？离别，本是一种痛，而没有说再见就永别，更是一种痛，这双重的痛，该怎样承受！噩梦醒来，面对无法愈合的伤口，那是难以言说的至暗时刻。 从疫情中走过，我们伤痕累累。 痛中思痛，痛定思痛，种种伤痛、种种代价会转为记忆，留给未来。 对失亲的生者来说，伤痛，烙在心底，生死之问，伴着余生。 尽管在巨大的苦难面前，“疗伤”“治愈”这样的词显得很无力，但，毕竟日子还在眼前。也许，我们需要倾诉、释放，需要相拥取暖，彼此慰藉。 一个人的生死，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告别人世，会带来多少人的生命转折？亲人逝去，不确定伴着未来，生者将迎来多少改变？想起我妈曾说：“遇到什么事，自己得会劝自己。”我试着，自己劝自己，迎接改变吧！ 最大的改变是我要面对巨大的精神空缺。至亲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情感寄托、生活方式都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失去了，不能填补，无法释然，那是被掏空的感觉。那也许是余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那改变,是永远的。不管怎样躲避，怎样恐惧，也不能幸免；不管怎样凄惶，怎样伤感，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毕竟生活的每一面都得直面，毕竟不能活在昨天，只能伴着这样的空缺，活在今天。如果能看清，下一段路要自己走，下一个关要自己过，那也是一种生命历程的准备吧？ 今天的日常，在我心中有了不同以往的味道。失亲之后，更懂得了人生的无常，更在意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总会想起妈妈那句话：“还活着，多好！”迎来日出，体味清新；送走日落，感受苍茫。 树绿了，那是亲人曾路过的；花开了，那是亲人照料过的；云来了，熟悉的样子变幻着；风吹过，带来新日子的气息。迎面遇到的眼神，会抚慰着善感的心，看得见的幸福，其实还在，在人间烟火里。曾有失意，甚至绝望，但也有美，会出现在眼前和未来的某一时刻，若明若暗。 好好活着，像亲人期望的那样活着，我们的命，与亲人血脉相连，不容辜负！生命的历程在启示：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眼泪之后是沉思，精神的DNA在延续，生活正在进行时，有质量的生活才有未来。新的日子，新的悲欢，该认真的认真，该宽容的宽容，该喜悦的喜悦，该付出的付出，该记住的记住。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会不时念着：假如妈妈活着，会怎样？是理解？是赞许？是摇头？然后，像亲人期望的那样，坦然去做，去看，去笑，去走…… 逝者渐远，留下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温度，而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会帮助自己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 节气到了清明，庚子年的清明，将收留多少思念，多少泪水！ 擦去眼泪，我要在阳台上种花了，用我妈妈给我留的种子。 敬一丹 2020.清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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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妈妈走了，在她 90 岁这一年，在我 64 岁生日这一天。 2019 年 4 月 27 日，这一天到来时，我在三亚哈医大鸿森医院，妈妈就昏睡在身旁的床上，我还不知道，妈妈能不能醒来。她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了。肺癌折磨了她一年半，有过种种痛苦，有过种种挣扎，有过两次病危通知。而此刻，呼吸深大、腹水、衰竭……让我愈发不安。以往，这么长时间的昏迷还没有过，医生说，没有多少时间了。凌晨，我期待妈妈醒来，哪怕短暂的清醒。我握她的手，妈妈偶尔会轻轻地回握，这是清醒的？还是无意识的？早晨，生日面，无声地摆在我面前。姐弟一直都在病房里，我们彼此都没有提我生日的事。没想到，小弟悄悄地用电磁炉精心地煮了一碗面，荷包蛋在绿绿的菜叶间，面汤冒着热气。我的泪，滴在面碗里。妈妈依然没有醒来。“儿生日，娘苦日”，这话说的不仅是当年，也是说的今天啊！在女儿的生日里，妈妈正受着怎样的苦！妈妈昏迷着，昏迷着。太阳升起，我想和妈妈说话，而妈妈紧闭着眼睛，呼吸声音粗重。我看着妈妈，在微信里写下：“妈，爱你，64 年前，你给了我生命，今天，我和妈妈在一起，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 我知道，妈妈多日不动枕边的手机了，她已经不能看我的留言，但，以往每个生日我都会和妈妈交谈，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写信。今天，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却无处可说！这些话留在哪儿呢？天地之间，哪里能被妈妈感知？就随着微信留在云里吧！这一天，分分秒秒，都是揪心的。连接在妈妈身上的一根根管子输入、输出着液体，支撑着生命，衰竭的症状愈加严重，能不能熬过去？妈妈曾过了好几关，这一关，是最后一关？上午，李慧灵医生来了。她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三亚 301）的主治医生，妈妈在 301 医院住院期间和出院后，她一直关注着妈妈的病情。她带来便携式气管镜，在床边为妈妈吸痰。吸痰器安装的过程，医护人员忙碌起来，病房的气氛紧张起来。当床头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妈妈气管内部的图像时，我的心疼起来了，不忍看，但还是想看，我想知道：那可能致命的痰在哪里？癌变形成的瘘，能看到吗？是哪个部位引起妈妈剧痛的？这次吸痰之后，能维持一段时间吧？妈妈依然昏迷不醒，吸痰时没有抗拒和挣扎，也许她已经没了力气。吸痰之后，看起来，妈妈呼吸轻松了些，但更严重的状况是：无尿无引流。李慧灵致电肾科专家，对方说：“没救了。” 李慧灵主任和鸿森医院的高滨主任、何晓枫主任低声交谈，美玲护士和伙伴们进进出出。各种生命指标在监视器上显示着，医生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还有 24 小时到 48 小时，今晚比较危险。倒计时！下午，我们接来了爸爸。阿尔兹海默症虽然让爸爸忘掉许多事情，但对妈妈，爱恋依然。他走进病房，轻轻握着妈妈的手。我们不忍心告诉爸爸，这是最后的见面。妈妈没有睁眼，爸爸有些茫然，我们说：妈妈睡了。妈妈穿着淡紫色的睡衣，一直“睡着”，她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太阳落了。天黑了。妈妈的呼吸越发困难，她的肩头剧烈抖动，一呼一吸，都竭尽全力，一分一秒，都揪着我们的心。夜色里，妈妈的气息越来越弱，呼吸的指标几度呈零，又几度升上来，妈妈顽强的生命力震撼着我。在病房，王欣医生说：“人临终时，听力是最后丧失的，有什么话，你们就和老妈说。”随后，李主任示意医生护士走出病房：“让家人在一起。” 真的是最后时刻了？妈…… 我想说，却说不出来。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终于，我伏在妈妈耳边，说： “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没有回应。我又哽咽了…… “妈，你给我的生命，我会更珍惜，妈！” 不知道妈妈听到没有，她昏迷着。 21：04，妈妈走了。 64 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 64 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 4.27，这个日子，是怎样的安排？是巧合？是隐喻？在妈妈的生命里，在我的生命里，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这一天，从此不同，以后每年的 4.27，我都面对一个问号，一个谜。告诉？还是不告诉？ 2018 年 4 月的三亚。椰树的影子映在游泳池里，妈妈在游泳。88 周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游泳，我想起妈妈在松花江游泳的样子，在北戴河游泳的样子。她不紧不慢，动作舒缓，头露在水面。我有点儿担心，游到她身边。妈妈一如既往不需照顾的样子，挥手说：“我没事儿，我现在都注意了，你看，我靠边游，要是没力气了，马上就能扶着。” 她看着池水：“过去我能游十圈八圈，现在就能游一圈两圈。” 安静的池边，只有我俩。妈妈目光直视着我，平静地问：“我是不是喉癌？” 我知道，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迟早会有。半年前，2017 年 10 月 10 日，妈妈在哈尔滨医大二院体检，CT 片子上出现了问题。小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次听到“纵隔”这个生词，第一次知道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有这样一个存在，第一次理解医生说的“占位”，就是老百姓说的“长了不好的东西”。这个坏消息，我们没有告诉妈妈。最初的日子，我们姐弟常常这样想：反正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也许没事呢！老妈不知道，没有精神负担，也许更好吧！顺其自然吧！进一步的检查还做不做呢？总得弄清敌情，才有更明确的诊断吧？就这样观察着，犹豫着，我们心里藏着秘密，装作轻松地过了2018年的新年，过了春节。症状出现了。妈妈经常发烧，反反复复，体重渐减，体力明显下降。过去，她每天去海边，后来，她已经不能走到海边，开车带她去，在海边坐一会儿，就很吃力了。妈妈吃饭时，经常会呛到。吃第一口饭时，她自己和我们都很紧张，如果呛到了，这一顿饭就不能吃了。如果侥幸过了第一关，再试探着吃第二口，第三口，这顿饭才可能顺利吃下去。饭桌上，小心翼翼，笼罩着阴云。我们瞒着妈妈做一些检查，验血做基因检测、PET-CT请专家会诊。我们私下里紧锣密鼓，面对妈妈轻描淡写，我们跟妈妈谎称，这些检查是为了治疗发烧咳嗽，妈妈没有详细问，我们也不敢多说。但我一直想，妈妈是个老公安，一向明察秋毫，她会意识到吧？我们瞒得住她吗？我们的心里，不同的声音在交织着：还是要告诉妈妈吧！她应该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样？不知道，还少些负担。查还是要查的。这么大岁数，别折腾了！知道了，会不会更配合？终于，今天，在游泳池边，妈妈发问了：“我是不是喉癌？” 我停了一下，看着妈妈，尽量平静地说：“不是喉，是纵隔。妈，有问题也有办法。”我说了“有问题”之后，立刻说“有办法”，重音强调的是：有办法。妈妈听着，缓缓地说：“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该走了。” 终于，妈妈自己说出了“癌”这个字，这个字，不再是我们之间的禁区了。后来，妈妈主动和亲友说：“我得癌了。” 妈妈也许早就猜到了。妈妈是个特别明白的人，在她身体出现种种症状的时候，她能不猜想吗？也许，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她曾苦苦猜想，然而，久久地，我们没有正面相告。我女儿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别告诉她》。剧情是，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患了癌症，家人选择瞒着奶奶，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认为，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奶奶的人权，由此，文化冲突在这个家庭展开。剧情的来源是导演自己的家庭故事。影片里的那些话，好熟悉啊： “别告诉她。” “告诉就毁了她的美好心情。” “不告诉，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 这不是中国人家庭里普遍的声音吗？在我们身边，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亲戚间、朋友圈里，总会有病患家属。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有一种默契，通常首先和家属谈，再决定是不是和患者本人谈。多数家庭都会选择“不告诉”。在这部电影里，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己。让人警醒的声音是：她不应该知道吗？如果她想说再见呢？如果她想做些什么呢？这声音来自年轻人，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年轻人。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正在被质疑。世世代代，很多中国人都讳言死亡，一直都缺少直面老、病、死的坦然态度。我曾经对我女儿说：将来我如果有病，一定告诉我实情，相信我的判断，尊重我的权利，我有知情权。我要自己选择治疗方式，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可是，为什么，我作为女儿，对妈妈却迟迟没有做到？直到她面对面直接发问？其实，妈妈直面癌症，比我想象的更镇静，更坦然。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如此纠结！在现实中，我们的选择往往很矛盾：在亲人特别是长辈得癌的时候，人们多半选择不告诉真相，向亲人隐瞒病情，很多都是隐瞒到底，只有少半人选择如实告诉。而当自己被查出癌症，大多数人都希望知道真相，自己判断利害得失，自己决定接下来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选择？心疼亲人，舍不得让亲人承受？相信自己，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有信心？把亲人看成弱者，不相信他的精神力量？是否应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亲人？万般纠结，可能没有唯一答案。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家人，不同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人而异的选择。我的妈妈，明白事理，心智健康，意志坚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一向主动掌控自己，对这样的患者，告诉，利大于弊。告诉了妈妈以后，接下来的检查、治疗，妈妈就容易接受了。之后，很多次要采取治疗措施时，我们都提前告诉她，她并不问很多细节，只要一个方向上的明白。方向上的明白，对患者来说，是获得了一种主动，了解生命进程，关系着生命的质量。至少，后来的日子，妈妈没有被蒙在鼓里。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身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的茫然，那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该是怎样的昏暗模糊！ “不是还没死吗？” 妈妈从病床边一步一步挪到卫生间，她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但仍不肯在床上洗脸，也不让别人帮忙。她身体靠在洗脸池的旁边，认认真真地洗脸。我站在妈妈身后，妈妈对我说：“我每天洗脸的时候要这样按摩耳朵，这样按摩眼睛……” 很久，卫生间的水哗啦哗啦地响着，妈妈一丝不苟地洗完脸，又认真梳头，她把头发梳到耳后，用卡子把头发别整齐，那种黑色的钢丝小发卡，她用了几十年。一切收拾停当，妈妈才安心，回到病床上。妈妈曾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讲，她的妈妈—我的姥姥的故事。姥姥生了 11 个孩子，活了 7 个。穷人家的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当妈的怎么做呢？早晨，姥姥会大声叫所有的孩子起床，包括正在生病的孩子。她对着发烧不肯起床的孩子说：“不是还没死吗？！都起来！梳头、洗脸！” 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怎样难受，不管怎样头疼脑热，大清早都得起来，梳头、洗脸，收拾利落。如果病得实在坚持不了，可以再躺下，也不能大铺大盖的，就那么躺着。 “不是还没死吗？”从小听着这句话，孩子们心里都种下一颗种子，让孩子们在有病有灾的时候有了一种态度——没死，就好好的，该干啥干啥，别那么娇气。不识字的姥姥，用这句话，影响了子女的一生。我妈晚年病了以后，只要她能起来，就一定会起来梳头、洗脸，收拾妥当。妈妈平时并不是一个在意打扮的人，她没有过一支口红，没有过一支眉笔，也没有过一盒粉底。她只是保持自己干净利落的样子，更是以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面对她的孩子们。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了，甚至从床前挪到卫生间，都成了不可能。即使是这样，她每天也要在床上完成洗脸、梳头，好像这是每天早晨的一个仪式—太阳升起来了，人醒过来了，起床了，开始新的一天了！小弟特别理解妈妈的内心需求，在妈妈无力梳头、头发散乱的时候，他给妈妈送来了各式各样的发网，拢住纷乱的头发。妈妈一个个地试这些发网的时候，我一边感动于小弟的细心孝心，一边理解着妈妈的心思。快过年了，妈妈有一个心愿—要把头发染一染，烫一烫。这是每年过年前她要做的事，年是年，节是节，妈妈很在意过年前的这些仪式。尽管她已经无力下床，但是收拾好了过年，已经成为她的老习惯。妈妈的老朋友小戴经常来帮助妈妈剪发，烫发，这次她带着工具来到妈妈的病床前。家人们都来当助手，在病床边，拿盆的拿盆，打水的打水，铺垫好塑料布，准备好大小毛巾。平时就利落的小戴此时更利落，她指挥着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让妈妈节省体力，保存精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床上完成洗染烫的全过程。妈妈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挺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妈妈的最后一个春节，她满足了心愿。人到了最痛苦的时候，可能就再也顾不上这些了，然而有大事的时候，妈妈依然在意。妈妈在病床上，每当要和孩子们视频的时候，总是振作精神，带着笑容，眼神明亮，面对着镜头。孩子们远隔千山万水，在面对着老人的时候，有时竟很难察觉她已是重病之身，短短的视频给远方的孩子们一种错觉，以为她身体还好。其实在每个笑容背后，都有妈妈的坚持，甚至忍耐。当孩子要来病床边的时候，老妈更是振作精神。孙子的女朋友要来看望她了，她异常欣喜，充满期待。我姐姐理解老妈的心情，去给她买了新的衣服，使得老妈在和她期待的女孩见面的时候，不是穿着病号服。我妈妈一生喜欢红色，于是我姐买来的衣服有紫红色的、砖红色的，让妈妈挑选。妈妈在那天还破天荒地要求：“穿上袜子吧！” 大家都说：“不必啦，三亚这么热，又是在病床上，不用吧？” 但是妈妈一直在坚持着。那一天，妈妈的形象不是一个重病垂危的病人，而是一个热情坦诚、有凝聚力的大家长。在最后的日子里，妈妈体力越来越弱，已经无力顾及自己的形象。但她内心的自尊，我们都懂。妈妈病卧中坚持自己下地大小便，开始还能去卫生间，后来坚持在床下，再后来下床都困难了。她能下地的时候，穿的是布鞋，后来变成了拖鞋，再后来变成了脚垫，到最后，她再也下不了地了。我收起妈妈的鞋，心里很难受，妈妈再也下不了地，只能在床上解决了。当妈妈不能自主大小便的时候，她内心是很痛苦的。看得出，她每次都试图自主解决自己的私密难题，可是她实在是无力了！在别人帮助她的时候，她常说： “唉，真没有用了！” “我怎么都这样了！” “唉，看你这个破妈！” 妈妈的表达里，有对别人的歉意，有不好意思，也有对自己失去能力的懊恼。她受不了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无力，更有精神上的无奈。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每天都要面对，当她没有一点自主能力的时候，万般无奈，困在了床上。昏迷之际，床上的妈妈已经对周围环境失去知觉。然而每当需要排便的时候，我还是会给她做一些必要的遮盖。如果妈妈清醒，她一定会在意的，即使妈妈不清醒，我们也要在意，即使到最后的时刻，也要维护妈妈想要的体面和自尊。即使是在医生面前，妈妈也会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尽可能地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医生来查房的时候，她经常说：“我挺好的！”我们都和妈妈说：“别光说好啊，要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医生，医生查房的时候，要全面地了解你的状态。”可是妈妈还是每次都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好状态，对医生说：“我挺好的。” 我妈先后在哈尔滨医大二院、北京 301 医院、海南三亚 301 医院和三亚鸿森医院住院，四所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对这位老太太有着共同的评价，说她乐观、坚强、开朗、自尊。妈妈和护士们相处的时候，有时很像奶奶和孩子们相处。在她状态好的时候，她和护士们谈笑风生。她内心里对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充满信任和友善。她曾经拉着年轻的施医生的手说：“你是奶奶的保护神！” 曲医生说，在一层楼的病房里，她年纪最大，病也最重，然而她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王医生说，这老太太，让我们当医生的内心里有一种尊重。

<p>这一天 妈妈走了，在她 90 岁这一年，在我 64 岁生日这一天。 2019 年 4 月 27 日，这一天到来时，我在三亚哈医大鸿森医院，妈妈就昏睡在身旁的床上，我还不知道，妈妈能不能醒来。 她陷入昏迷状态好几天了。肺癌折磨了她一年半，有过种种痛苦，有过种种挣扎，有过两次病危通知。而此刻，呼吸深大、腹水、衰竭……让我愈发不安。以往，这么长时间的昏迷还没有过，医生说，没有多少时间了。 凌晨，我期待妈妈醒来，哪怕短暂的清醒。 我握她的手，妈妈偶尔会轻轻地回握，这是清醒的？ 还是无意识的？ 早晨，生日面，无声地摆在我面前。 姐弟一直都在病房里，我们彼此都没有提我生日的事。 没想到，小弟悄悄地用电磁炉精心地煮了一碗面，荷包蛋在绿绿的菜叶间，面汤冒着热气。 我的泪，滴在面碗里。 妈妈依然没有醒来。“儿生日，娘苦日”，这话说的不仅是当年，也是说的今天啊！在女儿的生日里，妈妈正受着怎样的苦！ 妈妈昏迷着，昏迷着。 太阳升起，我想和妈妈说话，而妈妈紧闭着眼睛，呼吸声音粗重。我看着妈妈，在微信里写下：“妈，爱你，64 年前，你给了我生命，今天，我和妈妈在一起，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 我知道，妈妈多日不动枕边的手机了，她已经不能看我的留言，但，以往每个生日我都会和妈妈交谈，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写信。今天，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却无处可说！这些话留在哪儿呢？天地之间，哪里能被妈妈感知？就随着微信留在云里吧！ 这一天，分分秒秒，都是揪心的。连接在妈妈身上的一根根管子输入、输出着液体，支撑着生命，衰竭的症状愈加严重，能不能熬过去？妈妈曾过了好几关，这一关，是最后一关？ 上午，李慧灵医生来了。她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三亚 301）的主治医生，妈妈在 301 医院住院期间和出院后，她一直关注着妈妈的病情。她带来便携式气管镜，在床边为妈妈吸痰。吸痰器安装的过程，医护人员忙碌起来，病房的气氛紧张起来。当床头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妈妈气管内部的图像时，我的心疼起来了，不忍看，但还是想看，我想知道： 那可能致命的痰在哪里？ 癌变形成的瘘，能看到吗？ 是哪个部位引起妈妈剧痛的？ 这次吸痰之后，能维持一段时间吧？ 妈妈依然昏迷不醒，吸痰时没有抗拒和挣扎，也许她已经没了力气。吸痰之后，看起来，妈妈呼吸轻松了些，但更严重的状况是：无尿无引流。李慧灵致电肾科专家，对方说：“没救了。” 李慧灵主任和鸿森医院的高滨主任、何晓枫主任低声交谈，美玲护士和伙伴们进进出出。 各种生命指标在监视器上显示着，医生用冷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还有 24 小时到 48 小时，今晚比较危险。 倒计时！ 下午，我们接来了爸爸。阿尔兹海默症虽然让爸爸忘掉许多事情，但对妈妈，爱恋依然。他走进病房，轻轻握着妈妈的手。我们不忍心告诉爸爸，这是最后的见面。妈妈没有睁眼，爸爸有些茫然，我们说：妈妈睡了。妈妈穿着淡紫色的睡衣，一直“睡着”，她不知道，爸爸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 太阳落了。 天黑了。 妈妈的呼吸越发困难，她的肩头剧烈抖动，一呼一吸，都竭尽全力，一分一秒，都揪着我们的心。 夜色里，妈妈的气息越来越弱，呼吸的指标几度呈零，又几度升上来，妈妈顽强的生命力震撼着我。 在病房，王欣医生说：“人临终时，听力是最后丧失的，有什么话，你们就和老妈说。”随后，李主任示意医生护士走出病房：“让家人在一起。” 真的是最后时刻了？ 妈…… 我想说，却说不出来。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终于，我伏在妈妈耳边，说： “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没有回应。我又哽咽了…… “妈，你给我的生命，我会更珍惜，妈！” 不知道妈妈听到没有，她昏迷着。 21：04，妈妈走了。 64 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 64 年后的这一 天，告别了生命。 4.27，这个日子，是怎样的安排？ 是巧合？是隐喻？在妈妈的生命里，在我的生命里，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 这一天，从此不同，以后每年的 4.27，我都面对一个问号，一个谜。 告诉 ？还是不告诉？ 2018 年 4 月的三亚。 椰树的影子映在游泳池里，妈妈在游泳。88 周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游泳，我想起妈妈在松花江游泳的样子，在北戴河游泳的样子。 她不紧不慢，动作舒缓，头露在水面。 我有点儿担心，游到她身边。 妈妈一如既往不需照顾的样子，挥手说：“我没事儿，我现在都注意了，你看，我靠边游，要是没力气了，马上就能扶着。” 她看着池水：“过去我能游十圈八圈，现在就能游一圈两圈。” 安静的池边，只有我俩。 妈妈目光直视着我，平静地问：“我是不是喉癌？” 我知道，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迟早会有。 半年前，2017 年 10 月 10 日，妈妈在哈尔滨医大二院体检，CT 片子上出现了问题。小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第一次听到“纵隔”这个生词，第一次知道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有这样一个存在，第一次理解医生说的“占位”，就是老百姓说的“长了不好的东西”。 这个坏消息，我们没有告诉妈妈。 最初的日子，我们姐弟常常这样想： 反正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也许没事呢！ 老妈不知道，没有精神负担，也许更好吧！ 顺其自然吧！ 进一步的检查还做不做呢？总得弄清敌情，才有更明确的诊断吧？ 就这样观察着，犹豫着，我们心里藏着秘密，装作轻松地过了2018年的新年，过了春节。 症状出现了。 妈妈经常发烧，反反复复，体重渐减，体力明显下降。 过去，她每天去海边，后来，她已经不能走到海边，开车带她去，在海边坐一会儿，就很吃力了。 妈妈吃饭时，经常会呛到。吃第一口饭时，她自己和我们都很紧张，如果呛到了，这一顿饭就不能吃了。如果侥幸过了第一关，再试探着吃第二口，第三口，这顿饭才可能顺利吃下去。 饭桌上，小心翼翼，笼罩着阴云。 我们瞒着妈妈做一些检查，验血做基因检测、PET-CT请专家会诊。我们私下里紧锣密鼓，面对妈妈轻描淡写，我们跟妈妈谎称，这些检查是为了治疗发烧咳嗽，妈妈没有详细问，我们也不敢多说。但我一直想，妈妈是个老公安，一向明察秋毫，她会意识到吧？我们瞒得住她吗？ 我们的心里，不同的声音在交织着： 还是要告诉妈妈吧！她应该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样？不知道，还少些负担。 查还是要查的。 这么大岁数，别折腾了！ 知道了，会不会更配合？ 终于，今天，在游泳池边，妈妈发问了：“我是不是喉癌？” 我停了一下，看着妈妈，尽量平静地说：“不是喉，是纵隔。妈，有问题也有办法。”我说了“有问题”之后，立刻说“有办法”，重音强调的是：有办法。 妈妈听着，缓缓地说：“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该走了。” 终于，妈妈自己说出了“癌”这个字，这个字，不再是我们之间的禁区了。 后来，妈妈主动和亲友说：“我得癌了。” 妈妈也许早就猜到了。 妈妈是个特别明白的人，在她身体出现种种症状的时候，她能不猜想吗？也许，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她曾苦苦猜想，然而，久久地，我们没有正面相告。 我女儿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别告诉她》。剧情是，一个华人家庭的奶奶患了癌症，家人选择瞒着奶奶，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认为，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奶奶的人权，由此，文化冲突在这个家庭展开。剧情的来源是导演自己的家庭故事。 影片里的那些话，好熟悉啊： “别告诉她。” “告诉就毁了她的美好心情。” “不告诉，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 这不是中国人家庭里普遍的声音吗？在我们身边，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亲戚间、朋友圈里，总会有病患家属。 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有一种默契，通常首先和家属谈，再决定是不是和患者本人谈。多数家庭都会选择“不告诉”。 在这部电影里，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己。 让人警醒的声音是： 她不应该知道吗？ 如果她想说再见呢？ 如果她想做些什么呢？ 这声音来自年轻人，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年轻人。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正在被质疑。世世代代，很多中国人都讳言死亡，一直都缺少直面老、病、死的坦然态度。 我曾经对我女儿说：将来我如果有病，一定告诉我实情，相信我的判断，尊重我的权利，我有知情权。我要自己选择治疗方式，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可是，为什么，我作为女儿，对妈妈却迟迟没有做到？ 直到她面对面直接发问？ 其实，妈妈直面癌症，比我想象的更镇静，更坦然。 告诉，还是不告诉，困扰着我，困扰着很多人，困扰了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们很自然地顺应着强大的习惯，运用着善意的谎言。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如此纠结！ 在现实中，我们的选择往往很矛盾： 在亲人特别是长辈得癌的时候，人们多半选择不告诉真相，向亲人隐瞒病情，很多都是隐瞒到底，只有少半人选择如实告诉。 而当自己被查出癌症，大多数人都希望知道真相，自己判断利害得失，自己决定接下来的选择。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选择？ 心疼亲人，舍不得让亲人承受？ 相信自己，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有信心？ 把亲人看成弱者，不相信他的精神力量？ 是否应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亲人？ 万般纠结，可能没有唯一答案。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家人，不同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人而异的选择。 我的妈妈，明白事理，心智健康，意志坚强，独立思考能力很强，一向主动掌控自己，对这样的患者，告诉，利大于弊。 告诉了妈妈以后，接下来的检查、治疗，妈妈就容易接受了。之后，很多次要采取治疗措施时，我们都提前告诉她，她并不问很多细节，只要一个方向上的明白。 方向上的明白，对患者来说，是获得了一种主动，了解生命进程，关系着生命的质量。至少，后来的日子，妈妈没有被蒙在鼓里。 假如，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身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的茫然，那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该是怎样的昏暗模糊！ “不是还没死吗？” 妈妈从病床边一步一步挪到卫生间，她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但仍不肯在床上洗脸，也不让别人帮忙。她身体靠在洗脸池的旁边，认认真真地洗脸。我站在妈妈身后，妈妈对我说：“我每天洗脸的时候要这样按摩耳朵，这样按摩眼睛……” 很久，卫生间的水哗啦哗啦地响着，妈妈一丝不苟地洗完脸，又认真梳头，她把头发梳到耳后，用卡子把头发别整齐，那种黑色的钢丝小发卡，她用了几十年。一切收拾停当，妈妈才安心，回到病床上。 妈妈曾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讲，她的妈妈—我的姥姥的故事。姥姥生了 11 个孩子，活了 7 个。穷人家的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当妈的怎么做呢？早晨，姥姥会大声叫所有的孩子起床，包括正在生病的孩子。她对着发烧不肯起床的孩子说：“不是还没死吗？！都起来！梳头、洗脸！” 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怎样难受，不管怎样头疼脑热，大清早都得起来，梳头、洗脸，收拾利落。如果病得实在坚持不了，可以再躺下，也不能大铺大盖的，就那么躺着。 “不是还没死吗？”从小听着这句话，孩子们心里都种下一颗种子，让孩子们在有病有灾的时候有了一种态度——没死，就好好的，该干啥干啥，别那么娇气。不识字的姥姥，用这句话，影响了子女的一生。 我妈晚年病了以后，只要她能起来，就一定会起来梳头、洗脸，收拾妥当。妈妈平时并不是一个在意打扮的人，她没有过一支口红，没有过一支眉笔，也没有过一盒粉底。 她只是保持自己干净利落的样子，更是以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面对她的孩子们。 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了，甚至从床前挪到卫生间，都成了不可能。即使是这样，她每天也要在床上完成洗脸、梳头，好像这是每天早晨的一个仪式—太阳升起来了，人醒过来了，起床了，开始新的一天了！ 小弟特别理解妈妈的内心需求，在妈妈无力梳头、头发散乱的时候，他给妈妈送来了各式各样的发网，拢住纷乱的头发。妈妈一个个地试这些发网的时候，我一边感动于小弟的细心孝心，一边理解着妈妈的心思。 快过年了，妈妈有一个心愿—要把头发染一染，烫一烫。这是每年过年前她要做的事，年是年，节是节，妈妈很在意过年前的这些仪式。尽管她已经无力下床，但是收拾好了过年，已经成为她的老习惯。 妈妈的老朋友小戴经常来帮助妈妈剪发，烫发，这次她带着工具来到妈妈的病床前。家人们都来当助手，在病床边，拿盆的拿盆，打水的打水，铺垫好塑料布，准备好大小毛巾。平时就利落的小戴此时更利落，她指挥着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让妈妈节省体力，保存精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床上完成洗染烫的全过程。妈妈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挺好！”我们都预感到，这是妈妈的最后一个春节，她满足了心愿。 人到了最痛苦的时候，可能就再也顾不上这些了，然而有大事的时候，妈妈依然在意。妈妈在病床上，每当要和孩子们视频的时候，总是振作精神，带着笑容，眼神明亮，面对着镜头。孩子们远隔千山万水，在面对着老人的时候，有时竟很难察觉她已是重病之身，短短的视频给远方的孩子们一种错觉，以为她身体还好。其实在每个笑容背后，都有妈妈的坚持，甚至忍耐。 当孩子要来病床边的时候，老妈更是振作精神。孙子的女朋友要来看望她了，她异常欣喜，充满期待。我姐姐理解老妈的心情，去给她买了新的衣服，使得老妈在和她期待的女孩见面的时候，不是穿着病号服。我妈妈一生喜欢红色，于是我姐买来的衣服有紫红色的、砖红色的，让妈妈挑选。妈妈在那天还破天荒地要求：“穿上袜子吧！” 大家都说：“不必啦，三亚这么热，又是在病床上，不用吧？” 但是妈妈一直在坚持着。那一天，妈妈的形象不是一个重病垂危的病人，而是一个热情坦诚、有凝聚力的大家长。 在最后的日子里，妈妈体力越来越弱，已经无力顾及自己的形象。但她内心的自尊，我们都懂。 妈妈病卧中坚持自己下地大小便，开始还能去卫生间，后来坚持在床下，再后来下床都困难了。她能下地的时候，穿的是布鞋，后来变成了拖鞋，再后来变成了脚垫，到最后，她再也下不了地了。我收起妈妈的鞋，心里很难受，妈妈再也下不了地，只能在床上解决了。当妈妈不能自主大小便的时候，她内心是很痛苦的。看得出，她每次都试图自主解决自己的私密难题，可是她实在是无力了！在别人帮助她的时候，她常说： “唉，真没有用了！” “我怎么都这样了！” “唉，看你这个破妈！” 妈妈的表达里，有对别人的歉意，有不好意思，也有对自己失去能力的懊恼。她受不了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无力，更有精神上的无奈。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每天都要面对，当她没有一点自主能力的时候，万般无奈，困在了床上。 昏迷之际，床上的妈妈已经对周围环境失去知觉。然而每当需要排便的时候，我还是会给她做一些必要的遮盖。 如果妈妈清醒，她一定会在意的，即使妈妈不清醒，我们也要在意，即使到最后的时刻，也要维护妈妈想要的体面和自尊。 即使是在医生面前，妈妈也会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尽可能地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医生来查房的时候，她经常说：“我挺好的！”我们都和妈妈说：“别光说好啊，要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医生，医生查房的时候，要全面地了解你的状态。”可是妈妈还是每次都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好状态，对医生说：“我挺好的。” 我妈先后在哈尔滨医大二院、北京 301 医院、海南三亚 301 医院和三亚鸿森医院住院，四所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对这位老太太有着共同的评价，说她乐观、坚强、开朗、自尊。 妈妈和护士们相处的时候，有时很像奶奶和孩子们相处。在她状态好的时候，她和护士们谈笑风生。她内心里对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充满信任和友善。她曾经拉着年轻的施医生的手说：“你是奶奶的保护神！” 曲医生说，在一层楼的病房里，她年纪最大，病也最重，然而她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王医生说，这老太太，让我们当医生的内心里有一种尊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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