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是书信、访谈集，更是作家的隐秘的个人史；一本陪伴费兰特所有作品的作品
• 和“那不勒斯四部曲”一样，作家在书中对女性和写作、家庭和历史、欲望和记忆的剖析也真实到令人忍受的地步
• 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场：费兰特的小说和散文，旨在开启一场以女性经验作为杠杆的文学革命
• 读者可以*次完整地窥见费兰特对女性和写作、家庭和历史、现实和想象的睿智看法

收录了作家作品出版时曾被删掉的段落，和作家一直丢在抽屉里的未发表的作品，以及费兰特曾经中途自我放弃的创作计划

《碎片》（2016）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20 余年来的书信、访谈和散文集。作家在书中袒露了自己对写作风格和主题的探索历程，并回顾了自己经历的自我怀疑和突破，这些对话睿智地诠释了女性和家庭、神话和文化、城市和记忆，以及作家和读者的复杂关系。《碎片》既是深入费兰特的文学世界的指引，同时也是一份智性、鲜明而坚定的文学宣言。

全书按年代分为三辑：*部分“碎片1991—2003”是作家和出版人的书信往来，重点讨论了《烦人的爱》中母亲的身体与写作的隐秘联系，也收录了她和导演就该小说的电影改编进行的细致商榷，还包含了作家从未被发表过的一些创作片段；第二部分“拼图2003—2007”收录了作家和导演就《被遗弃的日子》的电影改编进行的往来书信，以及她在前三本小说中探寻的不同方向；第三部分“书信2011—2016”收录了自“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以来作家接受的部分书面采访，读者可以窥见作家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以及对女性写作的历史和任务的犀利看法。

本书标题“碎片”（frantumaglia）来自作者的母亲常用的方言词汇，指遭遇矛盾和混乱的个体体会到的痛苦，但作家将其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理念，并尝试在多年的创作中释放这个词汇背后的解放力量：作家要利用这种旋涡般的力量，直面失控的风险，抵达令自己、令读者陌生的真实经验。

我的母亲在电车、缆车上，在路上，在商店里和电影院里引起的关注让我很尴尬。她精心打扮自己，和丈夫出门，或者一个人出门，我感觉这下面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让我为她感到羞耻和痛苦。她做的那些衣服让她光彩照人，她用那种方式展示自己，这让我很难过，看着她那样炫耀自己，我觉得她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女孩，一个有些可笑的成年女人。在那些让人惊异的服饰里，诱惑、嘲笑和死亡混合在一起。我暗地里非常恼怒，很想冲上去破坏这一切，我渴望撕开自己的外表，抹去女神的女儿、女王后人的虚假外貌。她日日夜夜在那里缝衣裳，就是想赋予她和我这些奇异的光彩。

我小时候很讨厌那些女性化的东西:化妆，打扮自己，穿上合身的衣裳，一想到“合身的衣裳”，就会激起我的屈辱和怨恨。我穿衣打扮，很担心别人会在背后嘲笑我的用心，嘲笑我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会告诉周围的人:她是为我打扮的。因此我会穿着宽大的衬衣，大两个号的毛衣，宽松的牛仔裤。我要从我身上抹去我母亲的衣着讲究，我会穿着日常的衣服，而不是像她，虽然过着可怜的女人的生活，总是穿得像过节一样。我就是要不修边幅地出去，我每次出去，她总是会说我“不体面”。那是方言中吸收的法语词汇，她会用一种很鄙视的语气说出来。她是想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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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通常是一个警察用语，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违法的事情，但它不是一个糟糕的词。它包含着一种对昏沉和迟钝的对抗，这是一个比喻，可以对抗死亡、麻木。它突出的是清醒，保持警惕，是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男人把监控转变成了卫兵、守卫和间谍的工作。但监控，假如要理解清楚的话，是整个身体的情感设置，是围绕着身体产生，延伸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很早之前就产生的想法，我思考在这个糟糕的行为——监控背后隐含的东西。我非常惊奇地注意到，那段描写头发的文字里就饱含着这层意思——我差不多都已经快要忘记了。那些写得糟糕的文字，有时候要比写得好的文字更强烈。监控这个动词，指的是生命的延伸，和这个词相关的“监视”和“清醒”，我觉得更能揭示监控的深意。我想，一个怀孕的女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母亲对于孩子的“监控”:身体能感到一种光环，一种波浪在传递，没有一种感官不是激活的、清醒的。我也想到了祖祖辈辈的女性，她们对于生命之花绽放过程的掌控。我想象的不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情景:监控也是一种强加、一种矛盾，用自己的所有力量进行扩张。有些人认为，女性生命能量的迸发要超过男性生命能量，我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我只是认为，这是另一种能量。让我高兴的是，现在这种能量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要回到我所强调的那些词意，我所说的是对自己全新的监控形式，要关注自己的特性。女性身体已经意识到了，需要进行监控，去关注身体的延伸、能量。是的，能量。这个名词好像是针对男性身体的。但我怀疑，刚开始它只是指女性的特点，女性的活力特别像植物具有的活力，会扩张的生命，比如藤蔓植物。我特别喜欢那些警惕的女人，她们能够监控，自我监控，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去写这种监控，我觉得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英雄。黛莉亚和奥尔加这两个人物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比如说奥尔加，她对自己的审视是通过一种“男性的”角度，她学会了自我控制，自我训练，试图做出一些符合常规的反应，她最后从被抛弃的危机中走了出来，就是因为她的这种自我监控，她的保持警惕。为了让自己清醒，她把一把裁纸刀交给女儿，告诉她:假如你看见我走神了，我没听你说话，我不回答你，你要用这把裁纸刀扎我。这就好像在说:伤害我吧，利用你的负面情绪、你对我的仇恨，但你要提醒我活下去。

——《碎片》

我不了解那不勒斯母亲，我只认识几个那不勒斯母亲，她们出生和成长于这个城市。她们通常都口无遮拦，性格开朗，她们也是暴力的牺牲品。她们都非常绝望地爱上了男性，还有她们的儿子。她们会誓死捍卫他们，服务于他们，尽管这些男性压制、折磨着她们，她们期望这些男性会“做出男人的样子！”她们无法承认，包括在自己面前，这样的话只能让男人更暴力。做这些母亲的女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母亲姿态卑微、不顾一切，而且很痛苦，她们一次次产生重生的想法，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无论是步她们后尘，还是充满敌意地排斥她们，都很艰难。要逃离那不勒斯，也是为了逃离这种母亲。只有在逃离之后，才能清楚看到女人的悲苦，感觉这个男性城市对于女性的挤压，会为自己抛弃母亲感到懊悔，会学会爱她们，就像你们说的，让她们变成一个杠杆，来揭示她们被掩盖的女性特征，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母亲身体散发的女性气息玛莉娜·泰拉尼、路易莎·穆拉罗对费兰特的采访》

奥尔:从故事开始，莉拉和埃莱娜对待男性，对待性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另外，莉拉对于男女之事不感兴趣，这是她吸引男性的原因吗，或者，突出两位女性的差别，您有其他目的。

费兰特:我觉得，女性性欲有待讲述。尤其是，在这个方面，男性文学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传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无论是莉拉还是埃莱娜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适应男性的性欲，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

奥尔: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在您的小说中，除了通过学习成为知识分子，很少有比较体面的方式，能让人摆脱平庸，充满妥协的生活，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都一样。

费兰特: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只有上学一条路，我非常重视恩佐这个形象。他的经历的人生很艰难，也让人尊重。尤其是讲述者埃莱娜，她认为，不断学习和掌握文化，是个人摆脱贫穷和无知的方式，她的路子非常成功。但要产生一种深刻的变化，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整体发生变化。后来，埃莱娜也经常感到，个人的生活，包括那些最幸运的人的生活，最终都是不够的，某种程度来说，都带有罪过。

奥尔:工人阶级中，只有特别突出的少数人会得到提升和奖赏。从五十年代，也就是这个小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还是变得越来越明显?

费兰特:在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之前，这种情况会一直存在。

——《对女性智慧的浪费：黛博拉·奥尔对费兰特的采访》

弄还有创作手法的选择，我很难把这个问题清楚解释，尤其是对那些断章取义，可能会伤害到的人。我习惯的写作方式，就像是在瓜分战利品。我在塑造一个人物时，我会让他有着张三的特点，又说出李四的话。我会重现我经历过的场景，场景里有我以前认识的人。我重新构建一种“真实”的体验，但和现实中的情况却不一样。我重新去营造那些“真实经历”留下的印象，或者是基于多年人生体验产生的幻想。我写的东西，很多都参照了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场景，这些情景和人物重新组合，产生了小说中的故事。因此我距离我的写作越远，它就会成为自己：一部虚构的小说。我越靠近这个小说，进入这个小说，那些真实的细节就会占上风，这本书就不再是虚构的小说，它就会像一个不怀好意、肆无忌惮的备忘录，首先会伤害到我。因此，虽然小说里有自传的成分，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远离我，能讲述出它作为小说的真相，而不是一些偶然发生的琐碎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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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说的“和大众媒体保持距离”的问题，谈起来就复杂了。我相信，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个人性格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有一点不妥协态度，就像是强迫症。就我的体验，写作的喜悦和辛苦会波及到全身的每个部位。写完一本书之后，就好像在内心的挖掘太过于深入，你会迫不及待地想从远处看着这本书，想恢复完整的自我。我发现出版一本书会让人松一口气，因为书印出来之后，就会走上自己的道路。起先是这本书跟着你，缠着你，出版之后，轮到你跟在它后面。但是我决定不跟在它们后面，我的想法是，假如我的书进入了流通领域，我没有任何义务跟着它们走完全程。可能我自己也相信，有些时候，或者说大部分时候，我都觉得，我在书里写的“我自己”，可能读者读的时候，有人会觉得我讲述的故事很讨厌，有人很振奋，这反过来会影响到我，让我觉得讨厌或者振奋，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以前，关于写作灵感，有很多神话，可能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在进行创造时，他被附身了，或者说他身体里居住着别人。当他停止写作，他会重新回到自己——一个普通人，有他平常的事务、思想和语言。因此，我现在又重新成为我自己，待在这里，做我每天的工作，和那本书没有任何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吧，我之前进入了那本书，现在我再也进不去了，那本书也无法再次进入我。我只能保护我自己，不受它的干扰，这就是我现在做的。我把这本书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成为它的囚徒。

——《偷偷写作：给戈弗雷多·福菲的信》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因此，我们要更好地武装起来，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我们的不同，要运用先进的工具去挖掘。尤其是，我们不能放弃自由。每一个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领域，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应该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无论男女，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要摆脱所有主流、正确路线和思想指导。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
我把书中的主人公置于一种我写作时都无法忍受的处境。勒达说:“那些最难讲述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句箴言，这是我所有书的根基。写作应该进入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虚构的小说中，一个写作的女人——讲述者“我”，在故事中永远都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写作本身。讲述者会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她应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但还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用文字组织起来。这就是发生在黛莉亚身上的事，同样也发生在了奥尔加、勒达和埃莱娜身上。但黛莉亚、奥尔加和埃莱娜走过了她们的历程，到了故事的最后，她们很阴郁，但她们得救了。

——《写作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