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即被列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爱情。

《国史大纲（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固祭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则待教者读者之自加参考，自为引伸。《国史大纲（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圆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镜。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字宾四。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是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名士，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成就斐然。其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以其卓越著述和崇高人格被景仰者们尊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代表作有《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繫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史记地名考》、《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藩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酿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惭唐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