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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琐记PDF,TXT迅雷下载,磁力链接,网盘下载

分类:文艺 发布时间:2021-04-01
编辑推荐

没有接触过监狱和犯人的人们对于监狱生活抱有一种神秘感,以为关在其中的都是一伙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实,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除了占百分之几的极少数的极坏与极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也就是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社会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种种需求,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愉快、信任、感激、庆幸这些正面感情和痛苦、鄙视、仇恨、嫉妒等负面情绪,以及在利害是非面前的自私自利的谋划或正义的冲动,在号子里的人也一样都不少,而且比社会上的人表现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发的后果更严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为监狱是浓缩了的社会,无论什么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浓缩物因其“浓缩”而较原体更接近原体的本质,那么认识它就有助于研究者考察其原体,因此认识监狱及号子里的人也是研究其所处时代生活的重要参考。
——王学泰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它生动细致的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作者简介

王学泰,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受冲击。1970年至1980年在北京房山县中学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是文学史与文化史。
1997年出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引起读书界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讨论,从此,“游民社会”作为一个词汇进入社会话语体系。
作为知名人文学者,近年来活跃于各种媒体。在《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者口市报》、《东方早报》、凤凰网、新浪网等均有文章发表。

目  录
小引 
一 “复杂”与“故事”
二 我的第一个“监狱”
 1 “监狱”的分类
 2 山雨欲来 
 3 我的第一个监狱 
三 我的第二个监狱
 1 摩托车上间隙 
 2 半步桥边K字楼 
 3 “号间门偶向人开”
 4 预审、逮捕、审判 
 5 K字楼的吃
 6 K字楼中的日常生活 
 7 K字楼中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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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

由于上面抓得紧,下面的运动自然也就搞得轰轰烈烈。自觉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一个个痛哭流涕,做检查,痛骂自己的过去,以求过关。在我看来有些像滑稽戏。然而奇怪的是我无论怎么检查,自觉得已经很深刻了,但也没有人理,也不说过关了,也不说不让过,有点晾起来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运动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个阴雨的下午,系总支召集中文系全体毕业生(近四百人)宣布:运动转入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从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动学生”。接着,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于是,先是全班、后来是全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北京有句俗语叫做“拣鸡毛凑掸子”,是说把日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凑在一起,有时也很有点规模呢。我平常又爱聊天,言多必失,凑个“掸子”还是很容易的。
  在大抓阶级斗争之时我被上面关注,既不偶然(如上面说的“爱聊天”,有时也爱说些“风凉话”,这是在大抓阶级斗争时必然会被注意的。这类人在内部排队时,最佳也得排个“中右”,弄不好就被视为右派),也带有些偶然性。我在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上学(这个学校在1962年被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时,与张闻天唯一的男孩张虹生同宿舍,床头相对,熄了灯也能说话。张虹生由于幼年遭遇(1942年后在新疆坐监狱3年),脾气不好,得罪过系里领导和某些教师,但与我关系不错。当时处在困难时期,天天饿肚子,我们经常一起去饭馆改善生活。在吃饱饭后,就是谈天说地,这样就难免言及困难的根源和党内高层的斗争。从他那里得知,遵义会议后,原来张闻天是党的一把手,毛泽东仅仅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的第三四把手。他谈过对于“三面红旗”、“反修斗争”等重大问题上党内高层是有不同意见的。像后来尽人皆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和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不公正的批判,当时我就知道了。这些信息在正常社会中人民是有权知道的,可是在当年这些都属于高层机密。
  另外,我有几位校外的朋友,到了假期经常凑在一起聊天,无话不谈。从张虹生那里获得的信息自然也就扩散到这几位了。1957年反右之后,青年学生大多也都有了自我保护意识,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一些主流思想不能允许的话。真正的思想交流也只在亲戚或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之中进行。那几位校外的朋友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而且不在一个大学里读书。上面说的“偶然性”就表现在原本无利害关系的朋友,突然变成了有可能发生利害冲突的同班同学。1962年工农师院与北京师范学院合并,那几个朋友中的一位恰好与我同班。当然在一个班里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揭发我,又赶上“清理思想”这个机缘,而且我俩都与班上的“选举事件”多少有点瓜葛,同时受到“清理思想”领导小组的注意;最后一个机缘是:领导小组中有个下班协助政治辅导员的助教鲍某,对我和同班的那位朋友都有所了解,他又想制造点业绩,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动员那位朋友揭发我,这些机缘都凑在一起,肯定还是属于“小概率事件”。身陷这“小概率事件”中,只能自叹命运的捉弄,而系里的领导则庆幸“抓住一条大鱼”(当时总支书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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