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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PDF,TXT迅雷下载,磁力链接,网盘下载

分类:文艺发布时间：2021-04-02

编辑推荐

中国革命历史是很好的营养剂
　　发行超300万册的*经典*权威的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为什么失败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阐释中华民族奋进与崛起之道

内容简介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
　　原本约70万字，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由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做了简本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新简本由白小麦、黎钢根据修订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本次出版本即为新简本。

作者简介

胡绳（1918－2000），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项志逖，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务。著作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主编）、《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结集为《胡绳全书》，深有影响。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三四百万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目　　录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第一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鸦片战争 /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原本再版序言 
原本序言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三、战与“抚” 
　　四、战败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斗争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第四章  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三、“租界”——国中之国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 0 
　　二、金田村起义 
　　三、向南京的进军 
　　四、北伐和西征 
　　五、《天朝田亩制度》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三、所谓修约问题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国 
　　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一、强盗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所谓“常胜军”的出现 
　　三、从湘军到淮军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 
　　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一、60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三、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一、沙皇俄国和辽东半岛 
　　二、政治奴役性的贷款 
　　三、抢夺中国的铁路 
　　四、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五、所谓“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 
　　二、暴风雨的前奏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 
　　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 
　　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第十七章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维新派的上台 
　　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四、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五、没有出场的角色 
　第十八章义和团的勃起 
　　一、从拳会到义和团 
　　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 
　　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 
　　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 
　　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会初期 
　　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 
　　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七、个人暗杀行动 /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 
　　二、咨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二、新政权的成立及其演变 
　　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准革命” 
　　六、交战与议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 
　　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五、袁世凯的覆灭 
　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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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原本再版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原本再版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做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做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做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焘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做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懵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做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做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是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 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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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们往往把光绪皇帝看成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的皇帝。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维新派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这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仅仅在一道上谕中说：“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这同立宪、开国会距离还远得很。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他还向皇帝明白地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要实行新政，不能交这些大臣议论；这些旧机构纵然不必撤销，但一定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交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臣“妥议具奏”。他们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们往往把光绪皇帝看成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的皇帝。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维新派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这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仅仅在一道上谕中说：“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这同立宪、开国会距离还远得很。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他还向皇帝明白地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要实行新政，不能交这些大臣议论；这些旧机构纵然不必撤销，但一定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交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臣“妥议具奏”。他们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发交大臣们议复”，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废话。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皇上断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由普通商人试办商务局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虽曾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但其内容却和康有为所主张的不同。皇帝的有关上谕是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要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在地方长官督率下，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 
　　康有为又曾上奏折，申诉商人得不到政府保护，反而受到地方各级官吏重重欺压的痛苦。他主张，如果朝廷不设立商部，那么各省可先成立商务局，都直属于总理衙门，由商人们公举可靠能干的人来办理。他的用意是借北京总理衙门的大官的权威来使商人摆脱地方官员的欺压，并且让各省商务局完全由商人来办理。但是光绪皇帝的上谕却重申，要求各省督抚“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与康有为所上奏书的调子显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绪皇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这道上谕虽然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当时，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的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机关统管，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洋务派地方官仍主张分办，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势力。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设立的农工商分局则是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不过是赏给三品卿衔的道一级的官员，当然管不了各省督抚。而且这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与维新派毫无姻缘。所以这道“训农通商”的上谕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 
　　康有为关于废除厘金的建议，也遭到光绪皇帝的拒绝。对于厘金制度，当时已是怨声载道。这种苛暴的税收勒索，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窒息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在七月间上奏说，厘金最是有害于商，必须坚决加以裁撤。但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关于厘金问题的上谕，其中认为厘金的章程本来是很好的，只是执行中有些流弊，现在只是要求“兴利除弊”，不能废除。这道上谕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在这个问题上，光绪皇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康有为看来，八股改成策论，不只是个形式问题，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过策论的考试，“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是要把西学引进策论之中。光绪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废除八股。但是，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形式而不废内容。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发出了《妥议科举新章折》。所谓“妥议”，就是说康有为之议不妥。这封章奏与康有为的建议针锋相对。六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大事表扬张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张之洞所提出的乡会试分三场考试、第三场试四书五经的方案。对两派在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争论，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都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胡燏棻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这件事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龢，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以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这里所说的“国是”，其实并不是维新派所说的“国是”。 
　　康有为在要求定国是的奏折中所说的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话虽少，却讲出了“定国是”的要害问题。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也说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所以其实是一件事。定国是的诏书中就指出：“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以后的诏书又明白地说：“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把练兵作为“第一大政”，是洋务派的老方针，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之本，在“变官制”，效法西方国体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作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但他们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认为他们都是极有才能的人。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康有为也提出破格擢用小臣的要求来为维新派争取政治地位。两人所说，表面上相同，实际的阶级内容并不相同。且不说光绪皇帝还不能区别这两种说法的阶级差别，即使他能区别，由于他企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变法”，由于维新派衷心地拥戴他，而且他面临着同慈禧太后争权的斗争，他仍然会把维新派引为同志，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眼前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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