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海登·怀特本人同意，本书汇集怀特于1957-2007年间写作的、未被收录过的23篇重要论文，按时间顺序构成怀特的思想自传，为研究怀特创新理论之起源提供独特窗口。

怀特在文学、哲学、人类学、艺术历史学等跨学科领域均产生过深重影响，本书所收录论文涵盖了历史、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展示出怀特思想的多面向特征，使怀特的主题详尽化、情景化、情节化。这些特点在怀特过去发表的论文集或专著中没有明显体现。

海登·怀特被誉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元史学》以来，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文学研究、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电影传媒研究等将叙事学作为关注焦点的学科而言意义非凡。

本书由罗伯特·多兰作序，他巧妙地将怀特重要但难得一见的文章汇集成册，研究探讨他关于历史书写和叙事的革命性理论。怀特的这些文章大多采用论文体，内容涉及多位思想家，探讨诸多主题，文笔犀利，语言优美。

《叙事的虚构性》追溯怀特重要思想的演变轨迹，是历史编纂学者和学习者、历史理论和文学研究学者们的重要读物。

选自第九章“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1973)”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和社会双重压力的作用使得历史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而在此之前它只不过被看作一个技术手段。再早些时候，历史研究被视为挖掘文化的过去片段，永远固定不变，原则上讲可以详尽描述，可以提炼成有限的因果关系的法则，并因此给我们的现在提供借鉴，这样的看法至少还算合理。现在我们把它看作对一个社会的有用的过去的重建，它只是我们与所处的社会秩序相互作用的一个侧面，以及我们为未来社会所设计的蓝图在发挥作用罢了^[1]。

这是夸张的说法。如果不那么戏剧性地表述，可以说，上一代西方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重新发现历史可能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组难题。每一个难题都由一个单独的研究人员解决，几个解决方案可以简单地合成为一个集合体。这一发现是重新评估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过程的一部分，自19世纪末以来在科学上和人文学科上已经发生。它对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它特别提示我们：如果只让学术历史学家独自担此重任，那么我们看待以及使用历史的方式未免太过危险。

当然，当我们从美洲大陆转向欧洲大陆，或者从一个学科转向另一个学科时，这些概括或多或少也是适合的。总的来说，英美的思想家在研究过去时倾向于集中考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当涉及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时，他们会更注重分析现有的实践，而不是带来改变。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倾向于将这些问题与更基本的、人类学的，甚至本体论的问题相结合，并把历史存在和历史意识看作西方文化发展的更一般的问题层面。至于在讨论历史哲学时不同的学科比如哲学家们或社会科学家们所持的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探讨。

史学专业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公会，也许更恰当的比喻是一个部落。当然，就其入行所必须通过的种种仪式来看，它更像部落仪式而非工会入会手续。新入行的历史学家不能期望像年轻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一样在自己的领域一举成名。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是一个过程，其中不仅需要获取大量的信息，而且必须吸取一整套具体的民风、习俗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由亚文化提供的“第二特征”与其说是在新历史学家处理文献时提供一套程序规则来告诉他如何区分真正的、虚假的以及异常的答案，不如说限制了他对过去可能会提出的问题以及形成问题的方式。

历史不是一个自觉寻求新的数据并组成新问题的过程，而是面对新材料提出相似问题的学科。历史不会像科学般辩证地循序渐进；相反，它似乎意在生产某种“经典”或“模型”，即诺斯洛普·弗莱所说的我们在阅读一首伟大的诗或聆听一段杰出的音乐时所经历的“明确的启示”。路易斯·明克教授曾说(我认为他说得对)，历史学家说什么在许多方面与他如何说是分不开的，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他先前处理证据的总结而已，一个给定的历史反思的结论与它的论据密不可分，而科学实验与科学结论不一定一致。如果明克是对的，他的话告诉我们，历史结论与科学发现不一样，不可以用合成的方法被吸收到更包罗万象也更拿得出手的普遍概论中。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是由认知操作而来的，这些认知行为更具诗性而非科学性。

历史学家所接受的那种训练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它包括大量接触经典模型，而不是吸收特定的程序规则或系统的相关规条或基本原理。这也正应验了著名的历史学家G.E.埃尔顿(G.E.Elton)教授多次言传身教的，即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套知识或一套理论。我之前把历史比喻为部落这一点需要多加解释：史学，我想说，最终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而不是一门知识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