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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PDF,TXT迅雷下载,磁力链接,网盘下载

分类:文艺发布时间：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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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2016年在台湾上市，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度好书。梁文道、刘瑜、《东方历史评论》等合力推荐。内地版本增加50幅图片，全彩印刷，真实还原这个时代所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
?周轶君为国内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窗户，她作为华人新闻界中*线国际经验*丰富的记者，带来*真实的中东与世界。作者既有专业的记者视角，也有细腻的女性视角，细读中东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满变革的地区，
?作者遍访16个国家，与135位人物交谈，写出一百多篇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独裁者与小市民、军人与信徒、男人与女人述说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变革之中个人的喜怒哀乐。
?虽写的是中东与西欧国家，但对于作者而言，也在寻找自身问题的解答。体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心系的那片故园。后记中提到“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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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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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2016年在台湾上市，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度好书。梁文道、刘瑜、《东方历史评论》等合力推荐。内地版本增加50幅图片，全彩印刷，真实还原这个时代所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
?周轶君为国内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窗户，她作为华人新闻界中*线国际经验*丰富的记者，带来*真实的中东与世界。作者既有专业的记者视角，也有细腻的女性视角，细读中东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满变革的地区，
?作者遍访16个国家，与135位人物交谈，写出一百多篇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独裁者与小市民、军人与信徒、男人与女人述说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变革之中个人的喜怒哀乐。
?虽写的是中东与西欧国家，但对于作者而言，也在寻找自身问题的解答。体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心系的那片故园。后记中提到“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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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
《东方历史评论》：
周轶君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我们时代*秀的国际观察者，因为她超越部落狭隘思维的全球眼光，对理念和事实、历史和当下的无限好奇，也有不为炮弹所扰的冷静理性，和与之共存的人道悲悯。如果没有一批周轶君这样，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和理解他族之能力的作者，中国就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大国。她清晰地讲述了中国与看似遥远的中东之间紧密而隐秘的关系，丰富密集的观察、阅读和极简的写作使她的书坚实而迷人。”</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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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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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尔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委内瑞拉的阴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国女王存废等全球重大变革事件在书中一一展现。身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周轶君由中东落笔，荡至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她冒着性骚扰、歧视、甚至汽车炸弹的危险，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了普遍描绘。她以客观、真实、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拉开时间的距离，每一瓢变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目　　录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经济的政府
02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03 伊拉克：不安的现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后
0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06 叙利亚：解严之门
07 巴林：贫穷的富国
08 利比亚：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09 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10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11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12 德国：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爱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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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 2010 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 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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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 2010 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 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 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 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 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 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 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 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 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 年的20 亿，增加到2020 年的32 亿，到2030 年，更会增加到49 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 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 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 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 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 美元之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
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 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 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10 个国家，其中9 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
 
三
依我所见，各地广场上的抗争者，未必各个都拥有汽车，也不清楚他们口袋里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闲钱。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超过了当地统治者的预期。
掌握信息终究有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你需要钱来买报纸、买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手机计算机，需要积攒旅费出去见世面……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经济门槛正不断降低，这形成了我对“变革型中产”的理解：解决了温饱而对生活产生更多要求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收看卫星电视，甚至四处旅行。说到底，全球中产阶级兴
起，改变的并非只是钱包，还有头脑。
这一轮变革，是中产浪潮与信息革命的交汇。历史上，新技术的产生，往往首先为统治者所用，比如铁的发现，被用来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壮大王的军队。20 世纪前20 年里，收音机、电视机、扩音器，几乎都为掌权者服务，当时任何一场变革，都以夺取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场。但20 世纪末期开始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本质恰恰是反权威、反垄断，人人相联，却无人掌控。尽管统治者仍然能够实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联网生来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独占的资源。
另一股变革冲击力，来自人群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移动。以稳定著称的新加坡，引进外来劳工比例持续上升；2013 年年末，印度劳工挑起建国40 年来的首宗骚乱。以这些劳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产”，在故乡却是受人艳羡。他们每天与新加坡本地人谋面，自然产生对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平等？无论网上会面，还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随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经历的管治手段，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
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按理说是好事。各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财富增长最快的不是垄断性资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应商，而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家，如西班牙平价时尚品牌 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特加、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产消费者的壮大是他们致富的源泉。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在《自
由的未来》一书中说
：“经济权力，几百年来集中在少数商人、银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却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都在竭力讨好中产阶层，而非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
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 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 少数中产 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
但执政党始终是以贫困人口为票仓的“穷人党”——政策往往讨好低收入者，民粹主义宣传
在选举中也比较管用，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上层权贵资本和裙带关系。但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膨胀起来后，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及时得到满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视，于是不得不向“穷人党”讨个说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的抗争，就是类似情况。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层发动多数贫困人口挤压中间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正是飞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与落后的管治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本身，很难单独带来彻底、积极的改变。中产阶级革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通常手无寸铁，跟传统势力缺乏联系。在土耳其，几个月的抗争只保住几棵树，而抗议对象埃尔多安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伊朗，江山未改颜色，抗争一朝受到压制，余温几乎尽散；在埃及，“不为面包为自由”的抗争者，眼见变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镜花水月，代价却是昂贵
的鲜血；在列支敦士登，号召限制君主权力的人，争取不来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穷人党”根基稳固，继续执政……
更不幸的是，中产抗争一旦牵扯地缘政治，触动暗伤隐患，注定搅起翻天覆地的变革。乌克兰的一场反贪腐示威，造成俄罗斯乘虚而入，几乎二分乌克兰疆土；埃及三年两次政变，重新定义东西方力量对比；而在利比亚，内乱招来北约兵临城下，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广场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 天后，做了30 年总统的穆巴拉克会倒台，更料不到后来的权力反复、生灵涂炭。乌克兰人也不知道亚努科维奇真的会出逃，更无法预见民主抗议会招来强邻觊觎。
另一重惊讶是，推动变革的是受惠于经济增长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对主政者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际影响力上升，分享这些好处的人却站出来叫埃尔多安“别插手我们的生活”！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点经济好处、少一点个人自由”的协议，恐怕保质期有限。
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
经济不是催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统治者手中如果有经济这张牌，就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土耳其、巴林闹得再凶也无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经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经济改革的共和体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国家，最多是吹皱春水，却兴不起浪潮。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客观上令查维斯
和他的继承者两手不空。
除了施以恩惠，统治者压制变革的办法还有“恐惧”。伊朗2009 年发生“绿色革命”之后，再没受到周边抗争鼓动。铁腕镇压的记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固然加深了人们的反感，却也真的消磨了他们的勇气。一个伊朗抗议者告诉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领袖发出了“回家”的号召：“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统治者的技术管制，也能够阻挡信息传播的威力。过去我们认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能够衡量社会突变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数”反而比伊朗还要低。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的资料（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突尼斯“基尼指数”为0.366（2010 年），埃及0.308（2008 年），伊朗0.445（2006 年）。0.4 是所谓爆发
社会冲突的“警戒线”，但线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乱起来，在线上的伊朗反而相对稳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数”衡量，而是对比这3 个国家网络的使用与管制，结果就有趣起来。2001 年以后10 年间，突尼斯和埃及网民增长速度远超伊朗，伊朗对互联网内容的限制指数为“32”，世界第一。尽管伊朗几乎人人翻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在网上。突尼斯抗议爆发的导火线，除了小贩自焚视频迅速传播外，还有维基解密揭发的本·阿里家族的荒淫历史。信息时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绝对财富值的比较，而是群体感受的不公。
 
外来势力在中产变革初期几乎难觅踪影。埃尔多安、穆巴拉克、本·阿里都是铁铮铮的西方盟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制定“自由中东计划”，要求埃及等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自由，但在这个高高挂起的旗帜下面，口气轻重、措施缓急却是分时段、看对象，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绝不是最有利于西方的选项。卡扎菲怪诞到没朋友，但要不是国内起了风波，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不敢轻易重划“地中海版图”。“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反应迟缓，甚至错判，美国在巴林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更是令自身蒙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东乱局很快便陷于陈疾窠臼，令人忘记了中产变革的元气。事实上，冲冠一怒的中产，最后发现身处国内传统势力与国际博弈的夹缝中，初时短暂的狂喜过后，迎接他们的是更长久的失败与痛
楚。
中产阶级无法单独创造更好的未来，要不要与传统势力联手，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道义问题。争取传统势力中的改良派，难保换汤不换药，一旦取得胜利，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会立即被牺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复错选中备受打击。而另一个难题是，要改善自身际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还是仅仅为自己找个舒适的小环境，所谓“小确幸”即安？
 
四
这本书中收录的是我过去几年的现场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从个体命运与情感中，看到听到嗅到变革的姿态和味道。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或许相似，但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各有不同。这里记录下的是他们的愤怒与骄傲、泪水和血水，更有拉开时间的距离，看他们如何面对变革的曲折与失意。
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护受访者，书中部分人物使用的并非真名。
除了中产人群本身，书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
中央计划 自由市场”经济，需要造出一个神秘难测的君主；而超然稳定的瑞士，却没有人坐在权力顶端；同样号称“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亚、委内瑞拉模式，则少了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向共和的尼泊尔，尚未形成中产阶级，我看到新阶层身影朦胧，但步履兴奋；而伊拉克人虽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可是关于民主的讨论从未缺席……战后十多年，新的中产正在形成，却成分复杂，又常常被教派标签模糊诉求。
书中也收入了我在英国留学时的见闻。800 多年前，英国《大宪章》签订。英国贵族要求限制王权，大概是有钱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最早例子。虽然《大宪章》初次签订之后几经反复，但却被视为近代民主与自由的起始。
受时空所限，我无法到达每一个抗议现场。虽然没能亲历叙利亚，但书中仍然收入对变革起因的探索，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统治者的经典难题：改革的门，能不能半开半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曾经主导“大马士革之春”，引入全面改革，却很快发现失控的危险，只得急急踩下刹车。不幸的是，“对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梦，始发地突尼斯却不声不响走出暴力怪圈。2015 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了突尼斯内部对话机制。在去往利比亚的途中，我几次经过突尼斯，却始终没有机会好好研究它的转型。突尼斯在本·阿里出走后，也曾经历混乱与杀戮，但它的成功似乎还因为国情特殊：军队不强大、宗教团体较温和、世俗派不极端、社会气氛开放。换句话说，
传统势力不强，传统包袱不多。而恐怖组织也看出了突尼斯可能成为“另类”的端倪，存心制造袭击。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时间检验，希望将来有机会另篇详论。
书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国同胞。变革发生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的不同反应中，一幅中国世界观越发清晰。各种趋势报告都认同，这一波全球中产潮，浪花掀起的最高处在中国。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在2030 年之前将跃升至74%，居全球第一。
畅想未来，全球中产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读的书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很可能越来越接近，甚至我们的胃都变得越来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没有新兴中产与旧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产阶级就真的能够团结起来吗？文化、信仰、历史、地理，这些基因里的记忆会不会在彼此对比之下，反差更加鲜明？
伊拉克人终于有了上街抗议的权利，但我见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处死狱中的“基地”成员。事实上，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伊拉克政府不审讯而直接枪毙被捕武装人员的情况已经够多了。2015 年1 月，《经济学人》杂志一则极短的报道，措辞别具深意：“斯洛文尼亚终于出现公民社会大规模游行，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反同性恋权益游行……”在自由了800 年的英国知识分子看来，斯洛文尼亚人有了公民意识是好事，但没想到首先宣讲的是保守价值观。全世界中产阶级在争取权利的战壕里并肩，但很难讲他们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说，生产与消费全球化后，发展中国家中产人数暴增，西方发达国家却是中产身价贬值、规模缩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产此消彼长潮流对冲中的失落者。新型中产首义中东，四处激起回响。互联网与急速全球化（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全球化，但当下互联网等多种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脚步没有停，发达国家未做思考就行动的排外情绪高涨，可看作中产变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产的失落。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站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感慨埃及变革“如巨象起飞，如果你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也就别瞎猜它将飞向何处”。全球中产阶级兴起，作为一种现象，俨然也是一头腾飞的巨象，无人能够预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仅仅从眼下来看，那些觉悟起来的中产阶级，那些起而抗争的中产人士，仍然在旧世界沉重的阴影下，匍匐在地，难以飞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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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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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
 
房慧真╱作家、著有《单向街》、《小尘埃》：
今年八月《端传媒》周年，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周轶君的文章，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在茫茫网海里，每天涌上来的文字数以千万计，我独独愿意为了她的字，花几分钟Google她的其他文章。这是个令人敬重的新闻对手，能够看到她的文字成书，是读者之福。
颜纯钩╱香港天地图书总编：
周轶君的新书，以跳脱鲜活的文字，描述不同国家的政治变迁。在‘变革’的现场，速写‘精英’和‘民众’的形象，令人大开眼界之余，也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世道在变，潮流如斯，中国人如何自处，我们都要选择。
 
魏城╱FT中文网资深编辑：
轶君的文章既有女性常有的那种温柔和感性，又有女性少见的那种冷静和理性，她的丰富阅历和国际视野则使这两个特点获得奇妙的结合，读她的文章确实是一种享受。
 
傅月庵╱资深编辑人：
一般新闻写作为了保持“客观理性”，从而极力避免“主观感性”，周轶君却能糅合得恰到好处，文章因此更加吸睛，读者更多了一种“同情的理解”。
 
《东方历史评论》：
周轶君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我们时代*秀的国际观察者，因为她超越部落狭隘思维的全球眼光，对理念和事实、历史和当下的无限好奇，也有不为炮弹所扰的冷静理性，和与之共存的人道悲悯。如果没有一批周轶君这样，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和理解他族之能力的作者，中国就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大国。她清晰地讲述了中国与看似遥远的中东之间紧密而隐秘的关系，丰富密集的观察、阅读和极简的写作使她的书坚实而迷人。”</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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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约公元前549—前529 年
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开创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 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传入。

1220 年
蒙古人入侵。

19 世纪初
伊朗、阿富汗成为俄英博弈的战场。

1890 年
纳赛尔丁国王向英国商人出让全国烟草专卖权，引发宗教力量与巴扎商人联手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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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约公元前549—前529 年
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开创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 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传入。
 
1220 年
蒙古人入侵。
 
19 世纪初
伊朗、阿富汗成为俄英博弈的战场。
 
1890 年
纳赛尔丁国王向英国商人出让全国烟草专卖权，引发宗教力量与巴扎商人联手抗议。
 
1908 年
英国人在伊朗发现石油。这是中东石油资源首次被开采利用。
 
1926 年
军官礼萨·汗黄袍加身，开创巴列维王朝。
 
1963 年
礼萨·汗长子巴列维国王实行亲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滚滚，国内依靠秘密警察加强监管。
 
1979 年
巴列维国王一家出逃，伊斯兰教士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0 年9 月
两伊战争爆发，伊朗陷入8 年苦战。
 
1989 年6 月3 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最高精神领袖。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
 
1995 年
美国指责伊朗从事“恐怖活动”并秘密发展核武器，由此实施经济制裁。
 
1997 年
改革派哈塔米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2005 年
保守色彩浓重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总统选举。对西方态度强硬，坚持发展核技术。
 
2007 年
美国对伊朗进行更为严重的制裁。“绿色革命”遭到镇压，内贾德正式就职。
 
2013 年6 月
西方制裁步步加紧，伊朗经济每况愈下。支持改革的鲁哈尼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2015 年7 月
多年谈判之后，伊朗与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达成历史性全面协议。
 
3 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为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
 
12德国：重返正常
东西相遇
 
形状如玩具的特拉贝特（Trabant）车，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国之旅”。
这种猫腰缩头才能坐进去的小车，全身塑料，只有两缸，曾经是民主德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从订购到取货最长要等上16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特拉贝特车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民主德国人的日用品，20 年间，渐渐变成收藏品。眼前这些残存的特拉贝特，多数保持军绿色，也有些换上了戏谑的豹纹。
“你去后面那辆大车办签证！”
柏林新闻官克里斯蒂·
坦兹勒（Christian Tensher）指着我说。
“签证？”
“哈哈，别太认真了！”说着，他塞过来一个苏式军用袋，里面是两瓶Wostok ，以苏联火箭命名的饮料。
一辆运兵车被改装成了媒体登记处。车厢里挂满苏制军服。几个越南记者兴奋地试戴皮帽。坦兹勒递过来一张做旧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通行证”，声称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记者们手持一纸签证合影，坦兹勒给予鬼脸配合。
“纪念柏林墙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齐聚，媒体云集。新闻中心为外国记者准备的特拉贝特车队，令记者本身成为路上风景，不断有行人举起相机，还招来了警车。“谁超速了？”坦兹勒通过无线电，向每一辆最高时速60 公里的特拉贝特喊话，“啊，原来是有比我们更重要的车队要通过！”
20 年后，同样是寒冷潮湿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闹。俄罗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国警察制服，都是最热门的纪念品，镰刀斧头旗在地摊上飞舞。
空气中是香肠和热红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两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乐是英国红星凯蒂·玛露（Katie Melua）、美国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滚着时装、润肤露，还有纸巾广告。“这些歌曲不过是娱乐，跟纪念活动没什么关系。”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规划局的一个朋友走过这里，她告诉我，柏林政府快破产了，无力单独承办国际盛事，必须抓到一切广告和赞助。
“嘿嘿！签证呢？”特拉贝特塑料车盖忽然被人猛敲。一身军绿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宽皮带，掂着警棍，气氛陡然惊恐：“这里是查理检查站
！”
瞬间，全车都明白了，这是表演。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来点特别照顾。”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机摄像机包围中，他不介意加演。“我们得走了，赶时间。”领队催促着，假警察不再开玩笑，逐一盖戳了事。
围墙存在的28 年间，10 万人尝试各种办法越界。其中1 万人逃脱，201 人遭射杀。查理检查站作为景点保留了下来。两边大街上，美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画像仍高高地对峙着。
一条窄窄的铜线镶嵌在水泥地上，
上面刻字：“ 柏林边界，1961—1989。”抬脚，就跨过。一切既轻又薄，好像20 年前发生的东与西的分割与合并，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玩笑。
但是，走在勃兰登堡广场，随便去问一个德国人，你就知道这个“玩笑”的分量。
 
柏林墙纪念处。
 
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 年11 月9 日。”
 
    苏珊娜·哈更独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节日的勃兰登堡门”。“当时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东京，在国有企业工作，国家信任我们，是少数可以出国的人……”她劝说丈夫从东京逃去联邦德国。但丈夫不愿意，命运的争执以离婚收场。苏珊娜带女儿潜回联邦德国。刚开始躲在远郊，不敢住柏林市。
离婚后3 年，柏林墙倒塌，前夫已经在日本另组家庭。23 年来，苏珊娜没有再婚，仍冠着夫姓。她说：“如果预知会发生什么，也许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日渐偏西，红色天光，像一块巨大的纱巾温柔包裹着柏林。勃兰登堡门的灯忽然亮了，顶上女神驾驭马车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气，金光四射。马首永远朝东，指向俄罗斯或者苏联，因为柏林被认为是西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地上的妇人，在节日的广场，慨叹东西分割的荒谬。苏珊娜的面孔圆润红亮，现着饱满的倔强。忽然，3 个年轻人手拉手蹦跳着，走过我们身边。头上套着纸盒，醉汉一般绕出弧线。他们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伤的徒劳。
两德统一后，苏珊娜立即搬回市区，“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现在在（没有了边界的）东柏林教授德语，女儿在西柏林学校教书。苏珊娜常向女儿提起，还是东边的教育质量高。“芬兰的学生水平全欧洲第一，因为他们拷贝了过去民主德国的方法。”苏珊娜这样认为。当年执意逃脱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紧的认同。我问她心里是不是仍然刻着“东联邦德国”的分界。“两边的差距在缩小。”她笑笑，“统一当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国人默克尔当了总理！”
“谁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岁的戴维·吉尔从东柏林去外地开会。身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来被排斥在“体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远不可能有晋升的机会。
他父亲是当地教会负责人。当时的民主德国，基督教势力是最大的反对派，从事地下抗争。统一之后，德国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国政治家，正是来自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总理默克尔所属党派。
“晚上听说墙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凿开的洞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里的戴维，蓝色眼睛放出光亮。身边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儿要回家了。她们刚从美国回来，我妻子是美国人……”23 岁的时候，戴维还没见过美国人。围墙倒下后，他去了美国念书，现在是一名律师。戴维仍带着东边人的一丝拘谨，温和亲切。女儿踩着单脚踏车离去，响亮地讲着英语。
20 年后，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是一张历史的碎片，随风飘荡。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触动一段错综曲折的人生。
广场角落里，一个戎装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盖帽，双目炯炯，颈上挂着勋章。一个头发稀疏、上了年纪的人在旁边抽烟。他在推销这个青年军官的自传，英文注明写着“Gerhart Schirmer”，“二战”时期战功显赫的德军中校，遭英国人活捉，送到苏联军中关押了10 年。他称，苏联人强迫他和其他几个人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装毒气室，伪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现场。战后，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负罪感比海深，这本自传成了禁书。
自行车边的人猛抽着烟，虽然海报是英文写的，他却无法与我交谈。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么关系。也许这个故事太过敏感无从核实，自行车前少有人问津。但是无论如何，它忽然让我想到，在柏林，纠结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冷战。希特勒刚刚退出舞台，铁幕就已降下，那些年里，德国人连幕间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东，还是西？”走在柏林，我总是问，这里曾经是东柏林还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条街道——马克思大街（当时叫“斯大林大街”）笔直宽阔，列宁广场（现在改名为“联合国广场”），两边是一望无际、一模一样的公寓楼和毫无差别的窗户，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对一个初来此地的匆匆过客，东西差异并不明显。看到一家法国餐馆“庆祝开业25 周年”的横幅，我想这该是西柏林。博物馆云集之处，必定是东柏林。“因为占领区是美国人划的，他们对历史古迹不感兴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国主干道“林登（菩提）树下”，苏联的印记只剩了俄罗斯航空标志上的镰刀。
然而，东联邦德国的融合绝非无缝。上海作家陈丹燕曾经描写特拉贝特汽车行驶在联邦德国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后面跟着的汽车鸣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最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联邦德国牌照的车唰唰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140 迈的速度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虽然它们如愿自由行驶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
边界初开，东西柏林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 年后，西柏林渐渐变为高档住宅区，东柏林则因为房租低廉，成为整个欧洲年轻艺术家的天堂。东柏林咖啡馆的早餐以丰盛和漫长著称，这里无人早起，半数人口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提供不了太多税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债，靠借贷发展。柏林墙倒下之初，世界为之兴奋，跨国企业摩拳擦掌，但是这里不具备商业城市的氛围，15 年后，索尼影视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门子盘算了很久，终于也没有来。
失业率成了东西德国人互相指责的理由。联邦德国人抱怨民主德国人抢走工作，民主德国人抱怨资本主义打碎铁饭碗，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连德国的中东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东欧移民过来抢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墙倒塌后20 年，东西德国人的差异还是在缩小。”住在西柏林的贡特拉·扬森到东柏林探望女儿，我们在一家餐厅邻桌，攀谈起来。1990 年，他尝试在东柏林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他还是认同国家统一是积极的一步。女儿雷娜特·赛博尔德·扬森生在联邦德国，留学美国主修音乐，现在和大多数艺术青年一样，居住东柏林。
“那么，你现在是东柏林人了？”我问。
“不！”雷娜特几乎要把嘴里的意大利菜吐出来，“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联邦德国人，永远联邦德国人）！我不过是住在东边。”
她又重重摇头，说“Ossi”（民主德国人）和“Wessi”举止思维差异很大，不是同一种人。
“怎么不同？”
“怎么说呢，就是东边和西边，资本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东边的人不会独立思考，懒惰，还有些粗鲁……不过，我不是没有民主德国朋友啦，年轻人也在变，变得像我们……”
陈丹燕继续写道：
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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