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必读精品（《传习录》《曾国藩家书》《中国通史》）—“慢读”系列

民国以来畅销不衰的国史经典读本

与钱穆《国史大纲》并世而立，各有所长。

与《全球通史》一起被列为教育部推荐大学生必读书目。

内容推荐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在我国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意趣生动。《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中国通史》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全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曾在多所大中学校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界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品有《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国民族史》《理学纲要》等。

目　　录

出版前言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出版前言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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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幼承家学，博通经史，著作宏富，多有创见，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
这部《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吕思勉先生治学勤苦，曾将《二十四史》通读过多遍，从头到尾都批注得密密麻麻，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恐怕是没有了。正是因为厚积薄发，他的通史才显得凝炼扎实，通透明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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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社会改革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但他们有一个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决不容有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决不会有例外。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汉代还是如此。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其议发于董仲舒。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均输是官营商业。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

社会改革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但他们有一个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决不容有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决不会有例外。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汉代还是如此。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其议发于董仲舒。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均输是官营商业。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
　　弘羊的理论，略见《盐铁论》中。著《盐铁论》的桓宽，是反对桑弘羊的(《盐铁论》乃昭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桓宽把他整理记录下来的。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实在是错误的。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在中国经学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关系亦绝大。提倡古文学的刘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人。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现在却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今文经是只有平均地权的学说，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这时候，社会崇古的风气正盛。欲有所作为，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书。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了。这是旁文。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为王田(犹今言国有)；奴婢名为私属；都不得卖买，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二)设立六筦之制：(甲)盐，(乙)酒，(丙)铁，(丁)山泽，(戊)五均赊贷，(己)铁布铜冶。其中五均赊贷一项，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余五项，系将广义的农业和工业，收归官营。
　　　　(三)五均，《汉书·食货志》《注》引邓展，谓其出于河间献王所传的《乐语》《乐元语》。臣瓒引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制度：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又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处，都设司市师(师是长官之意)。各以四时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照他的本钱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汉时钱价贵，故超过一钱，即为腾贵)，则照平价出卖。又在司市师之下，设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收税，名之为贡(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这一笔贡，用以借给困乏的人。因丧祭等事而借的，只还本，不取息，借以营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
　　虽然在停顿时期，枝节的改革，总还不能没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当这时代，最可纪念的，是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还不能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当行之于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日。于是有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这三法的要点是：(一)因年龄、属性之别，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区别。唐朝则名为口分田和世业田。桑田和世业田，是可以传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则受之于官，仍要还之于官。(三)唐制又有宽狭乡之别。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与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州县亦是如此。(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
　　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决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之者相等。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一百三十二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的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
　　自晋武帝太康元年(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收租奇重。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田主固然破产了。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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