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蒙森因这部里程牌意义的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一位获此殊荣的历史学家。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评价道：“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和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鸿沟。”
本书详尽地叙述了自远古至共和国末期将近1000多年的罗马历史，阐述了罗马从偏于一隅的弹丸小国如何一步步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国家的过程及其原因，并指出了罗马在日渐强盛中已经蕴含衰亡的种子。本书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在涉及这一古代时期的各个领域都达到了百科全书式的广度。作品文笔洗练，叙事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达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1902年，蒙森因这部专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历史学家。本书也成为研究罗马史的权威之作。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评价道：“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书评：
人民日报品读经典：重读蒙森《罗马史》
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2015年01月13日人民日报
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4年，商务印书馆将蒙森五卷本的《罗马史》全部翻译并出版。
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有一位特殊的获奖者，这就是因专业史学著作《罗马史》一书而获此殊荣的德国史家蒙森（1817—1903年）。1902年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把他称作“现存历史写作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特别要提及他的不朽著作《罗马史》”。蒙森能获奖，其代表作《罗马史》功不可没。
罗马史的宝库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之后，在古典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罗马史就成为西欧各国史家的重要选题。蒙森之前，比昂多、孟德斯鸠、吉本、尼布尔都是著名的罗马史家。尤其是与蒙森同校的尼布尔教授，开启了以实证方法研究罗马史的风气之先。而斯韦格勒的三卷本《罗马史》也曾名噪一时。为何蒙森的《罗马史》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史上分量最重、至今仍是古罗马史的必读书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这部著作不仅是叙述史文体的杰作，而且在史料的收集、使用与诠释方面特点鲜明，这就是书中体现出来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碑铭学、钱币学、年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渊博学养，远非常人所及。只要看看蒙森出版物的清单就够惊人的了：1500余篇（部）论文和著作，包括15卷本《拉丁铭文集》，还有《罗马国家法》《罗马刑法》《狄奥多西法典》《罗马钱币史》等专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述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现代常见的由导师组织学生或同仁共同执笔的产物，而是蒙森个人躬亲力作的成果。《罗马史》能够垂之久远，与他这种多方面的才能和超人的勤奋密切联系在一起。
《罗马史》自罗马起源写起，至公元前46年塔普斯会战停笔，可谓罗马王政与贵族共和国的断代史。蒙森在撰写前三卷时原本拟定了后两卷的写作计划。但前三卷出版后，作者的注意力转向拉丁铭文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后来拾起笔来，也仅完成了第五卷“罗马帝国诸行省”。所以确切地说，他是因一部未完成的罗马史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国古人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说，道出了作文基本功对于著书立说者的重要性。西方的大史家，无一不是散文体表述的高手，蒙森也不例外。诺贝尔文学奖对他“历史写作艺术”的高度赞誉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读他的《罗马史》，较之读同样以叙事论事见长的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格罗特的《希腊史》，感觉蒙森在文字的成熟与优雅方面更胜一筹。蒙森没有像尼布尔一样，把历史写成精细考据的论文，也不像兰克那样只是据实叙述而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承继古典夹叙夹议的传统，在描述中穿插着分析，分析中导引出概括。在西方叙述史传统业已专业化的西方史学进程中，蒙森是一位最出色的传人。
蒙森的叙述主题是社会政治史，但并不忽略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铺衬与延伸。他大量地进行事实陈述与价值评估，善于利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予以支援：阅读起来史料充实而不繁琐，表述清晰而不单调，文字典雅多彩却又平易近人，议论高卓却又浅出。尤其是他对罗马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刻画，如对格拉古兄弟、马略、苏拉、恺撒等共和末期风云人物的“画像”，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令人惊异的是他对西塞罗的刻薄与贬抑，与近现代大多数史家的看法颇为不同。英国现代史学理论家卡尔在他的《历史是什么？》讲演集中，特别举蒙森评判西塞罗的例子，用来说明历史家难以脱离时代的束缚，皆是自身时代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但这并不能减弱卡尔对蒙森的敬意。
阅读《罗马史》，我赞赏蒙森的一丝不苟、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比如他把罗马的信史推迟到皮洛士战争开始，与通行的处理方法明显不同。但我更欣赏他致力于雅俗共赏的尝试，为后世史学提供了一个可读性、启迪性与科学性结合的经典样本。
如果从阅读的现实意义出发，读古罗马史，当然不只是蒙森的《罗马史》，还包括李维等人的《罗马史》。它们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案例，即一个民族与国家是如何从令人敬畏的“真老虎”变成腐败透顶的“纸老虎”直至彻底灭亡的。
罗马人原是一个小民族。在一批民族精英的率领下，经600余年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把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为横跨三洲、水兼四海的超级帝国。其间几次遇到亡国的危险，都在以身作则的贵族群体的坚强领导下化险为夷。古罗马人归纳自己崛起的基本原因是从上到下的道德纯洁：“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长久地阻塞了贪婪和奢靡的道路，如此高度和持久地崇尚安贫和简朴，如此清晰地显示出财富越少的人越不贪财。”（李维《罗马史》）可以说，罗马元老贵族在罗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不愧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模范和中流砥柱。但在毁灭了最强大的敌手迦太基后，贪欲的魔鬼被贵族们从瓶里放了出来，他们率先追逐钱财，贪污腐败，贿赂公行，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衰败，直至天下大乱，王纲解钮，古典文明彻底崩溃。历史殷鉴不远，世人当认真思之。
文摘之一
他（马略）的声音永远是粗大的，他的面容永远是凶猛的，仿佛他眼前仍是利比亚人和辛布里人而不是温文尔雅、芬芳四溢的同僚。……他有击破蛮族的本领，固属可嘉，可是若一位执政官那样不懂礼节，以至于身穿凯旋的装束到元老院里来，则人当以为何如！在其他方面，他也不脱平民的色彩。他不但——按贵族用语——贫寒，而且更坏的，他也知足，并且誓与一切行贿和通同作弊为敌。他依军人习惯，不甚考究饮食，欢喜喝酒，到晚年尤甚；他不晓得设宴请客，养一个恶劣的厨师。又有一件坏事，这位前任执政官除拉丁语外一概不懂，不得不谢绝希腊语的谈话；他的厌倦希腊戏剧可以宽恕——厌倦希腊戏剧的可能不只他一个——，可是自认他的厌倦，便不免幼稚。如是，他终身是个误入贵族群中的乡下佬，听得他同僚刻薄的讽刺和更刻薄的同情；他虽藐视他们，却没有藐视这种话语的自制力，未免懊恼。
文摘之二
他（庞培）不是个恶人，也不是个无能之辈，而是个十足凡庸的人；……他是个绝好的武人，有见解，有胆气，又有经验，可是以军人资格而言，他没有丝毫更高的天才。他或许晓得如何作战，可是确乎不晓得如何宣战；……他确是个好邻人，不染当时贵族的恶习，如强迫卑贱的邻人出卖田产，或用更坏的手段扩充地界；……人们责备他残忍，但他却不残忍。在戎马生涯中，他直视敌人，毫不畏缩；在公民生活中，他为人羞怯，常为些微小事两颊发红。他桀骜刚愎，却如一般自炫其特立独行的人，在晓得使用他的人手里，是个柔顺的工具。他最不相宜的无过于做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手段的才能，无论对于小事大事都是目光短浅，束手无策，他常以肃然静默掩饰他的犹豫不决，他想故弄玄虚之时，只是自以为欺人而反自欺罢了。
……
庞培既头脑简单，又那么迅速而容易地侥幸上攀荣华的绝顶，不免感觉眩晕。仿佛他要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媲美，以嘲笑他自己干燥无诗意的性格，他始自比亚历山大大帝，自命为世界无双的人，不当仅为罗马五百元老之一。其实没有比庞培更适于参加贵族政治的。他那庄严的外貌，他那肃穆的礼文，他那血气之勇，他那循规蹈矩的私生活，他那毫无创造力，如果他生在二百年前，或许能使他得个尊荣地位，与昆图斯马可西姆斯和普布利乌斯德奇姆斯并驾齐驱；凡庸为真贵人和真罗马人的特色，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所以始终特别心投意合，得凡庸之助不少。他自始就是命定的元老院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甚至在他那时代，也可以占个鲜明而重要的位置。他却不以此为足，于是他陷入一种不幸的境况，要为其所不能为。他无日不求占国家中一个特殊地位；一旦地位到来，他又不能断然取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不绝对屈从他，他便深感愤怒，可是他的态度却处处目众人为他的同列，不只是假作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肉跳。如是，既常与寡头党根本不睦，同时又是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既怀着野心而又常怕把它实现，他便在内心的永久矛盾中，毫无乐趣地度过他那纷纭缭乱的生活。恺撒曾身经变化无常的祸福，已知命运之神有时对她的宠儿也喜欢抽身而去，意在使他们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再把她感动回来，庞培则迄今只知命运之神为一常在的神，她一旦离开，他便对自己和她都断绝希望；并且在恺撒的伟大心性中，绝望只能发展出日益雄健的精力，而庞培的渺小心灵在同一压力之下却陷入深不见底的颓丧。
文摘之三
……他（恺撒）是个天生的人主，他统治人心有如风逐浮云，使形形色色的人士——卑微的公民和粗鲁的下级军官，罗马的贵妇以及埃及和毛里塔尼亚的美貌公主，豪华的骑兵官和牟利的银行家——都不得不置身于他的门下。……他是人君，但他永不做王者的姿态。就在为罗马专制君主之时，他仍不失其党魁的风度；完全温柔和顺，谈话舒适悦人，对每人都是勤勤恳恳，仿佛他只愿做同列的首座。……恺撒是人主，但他永不患僭主的昏眩症。在世界伟人之中，或许只有他一个能在大事小事上永不随意任情，却毫无例外地永按统治者的义务去做；回顾生平，他固然见着可为惋惜的失策，却不见因感情而失足的事可资悔恨。……总之，在那些伟人之中，能保持其政治家对于可能与否的辨别力，至晚年而不失的，或许只有恺撒一个；那些天资宏伟的人们有一件最难的事，即在成功已达绝顶之时承认成功的天然限制，能在这事上不遭失败的，或许也只有恺撒一个。
……
这是恺撒替他的事业所画的轮廓，他自己按照这轮廓来工作，后人为他所预定的路线所拘束，也按照这轮廓。即使不以这位大师的智力和魄力，却大致依他的志向来努力继续他的工作。完成的很少，仅在着手的很多。计划是否完备，谁要敢想与这样一个人赌赛，谁就可以决定；在罗列于面前的计划上，我们看不出漏洞，这建筑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一人名垂不朽，况且一切又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五年半的时间，不及亚历山大的一半长，恺撒做罗马王统治者，七次大战共许他留在帝国首府不过十五个月；在这期间，他竟能调整世界现在和将来的命运，上自建立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线，下至排除首都街道上的雨水坑，然而他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兴致来注意到剧院里的竞赛剧本，并且以桂冠连临时口占的诗赠给得胜者。计划实行得迅速而准确，证明这计划已经过长久的考虑，它的各部分也经过详细的决定；但就是这样，各部分的可惊仍不甚亚于计划的本身。轮廓有了，因而这个新国在整个的将来确定了；只有无限的将来能完成这个建筑。专就此点而言，可以说恺撒的目的是达到了；人有时听得他亲口说他已经活得足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正因为这建筑是无尽无休的，所以这位匠师在有生之年总是一石又一石地砌个不休，永远以同样的展性，永远以同样的弹性从事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倾覆或搅乱，正好像他只有今日而没有明日似的。这样，他工作着，创造着，无论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凡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作为一位工作者和创造者，他在将近两千年之后仍生存于各民族的记忆中——第一的也是唯一的恺撒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