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虹口区政协委员。她出生在中国上海，也是目前所知唯一还留在上海的犹太后裔，育有两子一女。中以建交后，在“回归故土”的召唤下，也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体会磨难、学会坚强、领会人生，沙拉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以色列，开始了一段跨国教育的特殊经历。 

她通过借鉴中国教育和犹太教育的精华，自创“特别狠心特别爱”的教育方法，创造性地通过延迟满足、家风育人等理念，让原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两个儿子不到三十岁就实现了世界富豪梦。

沙拉曾受到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拉宾对她说：犹太人爱子女，跟中国人一样，也是全世界有名的。如今，沙拉的传奇教子故事已经吸引了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鲁豫有约》等三百多家媒体纷纷报道。

一、“特别狠心特别爱”
　　我的教育成就了孩子的富翁梦
　  寻找遗失的爱子秘籍
　 20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立维·伊麦斯逃离苏联，一路颠簸流离，来到中国上海，这也是继“二战”后，没有家园的犹太人第二次客居上海这个诺亚方舟。
    父亲立维·伊马斯来上海二十余年后，凭借犹太人的韧性与智慧闯出了一片天地，过上了富足平安的日子。年幼时的缤纷记忆中，我住在一个花园般的院子里，四周绿色的草坪上面点缀着鲜花，童年时代的我最喜欢在院子里采花追蝶，喜欢在头上戴着花环，像希腊古典少女一样，生动美丽。我接受的教育是混杂的。在外面，我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接受社会主义小学教育，信仰共产主义，能说普通话和上海话，甚至苏北话。在家里，我接触的都是犹太人联合会里的犹太人，我和他们用英语交流。父亲还教给我一些犹太礼俗和宗教信仰，还有“衣地喜”(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童年的甜美顷刻间化为乌有。祸不单行，1967年，身为犹太后裔的我也没能逃过“文革”的劫难。我被人赶出了家，还被剪掉了天生卷曲的头发，以色列政府寄来的信件也被查抄，就连父亲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没有保住。由于“文革”，我只读到初一就辍学了。
    1971年，我进了上海铜厂，做了一名靠体力吃饭的女工。但是，我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
  　后来，我像其他中国女人一样结婚，生儿育女。我的三个孩子——长子以华、次子辉辉和小女儿妹妹，分别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90年代初，中以建交。我想到父亲生前魂牵梦萦的故乡以色列去看一看。另外，我还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我听说犹太人的教育观享誉全世界，我想去以色列取教子经。当时，我刚离婚，是个失败的妻子，但我想做一个成功的母亲，于是我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回到了以色列，这一去就是十余年，我的三个孩子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以色列度过的。
    回首来时路，我很感恩。感谢中国和以色列两片睿智的土地，让我在得天独厚的跨国教育中，在世界上最爱子女、胎教文明开展最早的两个民族的对话中，懂得了爱子女的真正价值。
    当年，因为我是第一个从中国返回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受到了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
    拉宾总理跟我说：犹太人爱子女，跟中国人一样，也是全世界有名的，他让我相信这片土地会让我找到爱子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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