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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文艺发布时间：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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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所有不同的故事，都被写进了这一出人生大戏：

女儿以毫无保留姿态直面众说纷纭，寻找一个你不知道的戏剧大师曹禺

一个真诚如孩子、敏感怯懦、热烈孤寂、如假包换的艺术家

一场民国时代流动的盛宴：名门闺秀的现代爱情、文豪挚友的一生情义、动荡岁月里的离家和归家

比《我们仨》更阔大，比《平如美棠》更深厚

一份等待开启的家族档案：情书、家书、老照片，尘封近百年

一部设计成艺术品的人生回忆录：手稿折页巨幅水墨画作者笔记

内容简介

这是曹禺之女万方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一种如戏剧舞台般穿梭时空的家族回忆录。
家，是出发的地方：
戏剧大师曹禺从孤寂的童年出发，写下一个时代的背影；
名门闺秀译生从静如止水的书画人生逃离，奔向一段新式爱情；
女儿穿行在岁月之间，沿着父亲母亲的足迹，寻找真相，寻找他们人生的秘密。
他们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吗？
父亲真的为声名所累江郎才尽了吗？
时代的伤害和人性的脆弱是可以被原谅的吗？
父亲母亲的爱情、父亲与巴金一生的友情、家书里的父女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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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方，当代作家、剧作家。自幼受父亲曹禺影响，对文学、戏剧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六十年代插队、当兵；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代表作有小说《纸饭馆》《空镜子》等。电视剧《空镜子》《女人心事》等，电影《日出》《黑眼睛》，舞台剧《冬之旅》《新原野》等。作品曾获得“金鸡奖”“金鹰奖”“文华奖”等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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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邓译生，是邓仲纯和方素悌的女儿。
但，真相，这是个问题。
公公和婆结婚后就去日本留学，学医，两人相隔千里，可感情很好，这是爸爸和我说的，他说那时候他们倆书信来往频繁。我相信矛盾是由于在一起生活后发觉性格不合。
在日本公公结识了一位终生的朋友，陈独秀，他们是同乡，公公的爸爸邓绳侯曾是陈独秀的老师。陈独秀用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大肆浇灌和公公两人的友谊，公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他选择了行医，而没有选择政治。当我了解了公公当年的一些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和婆越走越远，难以相处，同时也想到两个词可以形容公公的品格：慷慨、义气。
上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国这艘古老破烂的大船在大风暴的海洋上颠簸，倾来倒去。想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4.12反革命政变，这些改变中国的大事竟然会通过最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和婆产生了联系。
婆对家里不时出现陌生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有的人来去匆匆，有的会在家里住下，一两天三四天都有可能，然后消失。她不认识他们，只知道是公公的朋友或者是公公朋友的朋友，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她不喜欢的秘密且危险的气味，被他们带进家中的气氛弄得她厌烦又不安。
我的姨邓宛生，我叫她好姨，2018年她九十七岁，居住在香港。好姨告诉我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里，她和姐姐正睡得香，被摇醒，匆匆穿上衣服，抱出屋门抱到街上。门口停着一辆私人轿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两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儿被塞进轿车，压在那位先生身上，婆也挤进车里，然后车就开了，开半天，开出城，又开了很久，在荒郊一处田埂停下，那人下车消失在暗夜中。那人是李大钊。随后车掉头往回开，到家之后两个孩子叽里咕噜爬上床接着睡觉。她们姐妹俩也以同样的形式乘着车掩护过瞿秋白出城。当年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的时候，瞿秋白作他的翻译，应该算是公公朋友的朋友。李大钊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和公公的弟弟是同学，因此也和公公相熟。公公甚至称不上是革命者的同路人，但在他们身处险境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从不犹豫。

我的妈妈，邓译生，是邓仲纯和方素悌的女儿。
外公邓仲纯，又名邓初，他出生的邓家和方家一样，也是安徽名门。祖上最有名的人物是邓石如，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外公是他的五世孙。邓石如为自己起了几个很浪漫的号，号完白山人，风水渔长，龙山樵长，顽伯，可见是多么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我对外公没有多少清晰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死之前，北京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我从来对光线很敏感，会忘掉发生的事情，忘掉事情发生的缘由，但是会记得光线，会记得一切是在什么样的光线下发生的。我记得西斜的阳光斑驳地洒落在院子的砖地上，很多大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一个病人躺在里屋的床上快要死了。他和我有关系，可我不清楚是什么关系，因为我太小，而且他几乎没有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位躺在床上的老人，脸瘦得吓人，颧骨下面塌陷得像两个黑洞，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他床前，那是我不愿意做而不得不做的。我不记得是他摸了我，还是我摸了他，总之我们有身体上的接触。因为他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脑瘤压迫了他的视神经。这是我长大以后知道的。“亲亲，亲亲公公，”妈妈凑到我耳边说，同时想把我抱起来，举到适合的高度，我陡然挣脱她的手，扭身逃跑，跑出屋子，逃到明亮的西斜的阳光里。死亡依然存在，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像空气中漂浮旋转的颗粒，一会被阳光照见，一会又消失不见了。
外公病重后从青岛来到北京，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他的妻子也在北京。他和婆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分开了，再也没有一起生活。他有一个女人，是个护士，李大姐，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在最后的日子李大姐没有来北京，没能陪在公公的病床前。
妈妈准备好了房间，铺好了床，干净柔软的枕头，新暖壶，新毛巾，脸盆，拖鞋，等待爸爸住到自己家里，让她能尽孝，贴身地看护服侍。她长得最像爸爸，是爸爸最爱的女儿。可爸爸却没有来，不肯住进铁狮子胡同三号女儿的家。他的拒绝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都认为的原因，公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爸爸，我是说我的爸爸，到最后他还是不情愿改变对这位女婿的态度。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公公不愿意回到婆身边。和公公分开后，婆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我爸妈的家就是她的家。公公不想回到婆的家里，重归婚姻的壳子，哪怕那只是一个形式，哪怕他就要死了。他要对得起另一个女人。
我需要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原因，我爸爸和我妈妈相遇、相爱的时候，他是有家室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而我妈妈是公公的心肝宝贝，二十出头，还从没离开过父母身边。对他们的爱情公公竭力反对，最终彻底地失败了，因此他怀着抵触的心理，到死。这个理由亲友皆知，却掩盖了另一个理由，也许那才是公公更在乎、却不想说出口的。我姨告诉我，公公有一次和她说起婆，他结发的妻子，他说：小宛生啊，我对得起你妈了，我没有和她离婚，对得起她了。
我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这就是这一刻我真正想说的。人，为什么活得苦，活得那么累？以公公为例，他在感情上始终不接受我爸爸，把他视为异端，然而他自己又离开了妻子，但还给她留下妻子的名义。我爸爸呢，历经百般曲折，终于离成了婚，和我妈妈结了婚。这里有两个男人，我爸爸，公公，我不想把背叛、抛弃这样的词用在他们身上，因为如果我要是用了这样的词，就会有一万个其他的词语冒出来反驳，就会出现一个法庭，律师就会开始为各自的一方辩护，陪审团就会一分为二，争论，吵架，甚至打起来，最可笑的是、当然也很可悲，不会有判决，因为根本没有法官，没有人有资格。钱财可以判决，房产可以判决，物质可以判决，权利也可以判决。除了爱。
在公公患病之后我的姨曾和李大姐见了面，李大姐跟她说：我是真的爱你爸爸，我会好好照顾他。但是我的姨不同意，不答应，她不仅代表她自己，还代表着全家和全社会。当她和我谈起这段往事，她哭了，哽噎得说不出话，但我还是能听出她的嗫嚅：“我对不起公公，对不起，对不起他……”之所以为了数十年前自己的行为而痛心哭泣，因为她最终意识到尽管众多亲友陪在公公的病床前，公公还是感到极大的欠缺，甚至很孤独。
1958年的锣鼓巷，我记忆里的院子，是妈妈匆忙之中租下的。她一定很伤心，除了为父亲病重，还为她心底的愿望破碎了。父亲和丈夫，父亲和母亲永远被生死分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了。
时间会把一切都在阳光下摊开，我的优势是从事情发生到今天，我拥有的时间比他们多。时间意味着距离，距离意味着客观、理性，一般来说理性很难战胜感情的力量，尤其在亲人之间，理性经常处于下峰。所幸，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心理上一点点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那么踌躇多虑，更趋于坦然，坦然地面对真相。在此我要把这句话再说一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
 但，真相，这是个问题。
在我爸爸有生的最后几年，经常听他感叹许多人都没有见到，鲁迅、丰子恺、李叔同……不是没有机会，是错过了。其中一位听他提了多次，他说宗白华托人带话给他，希望他去看他，有件事要和他说，是和家里人有关的事情。宗白华是中国著名美学家，被称为美学宗师。在方家的家谱图上也有宗白华的名字，排在方令孺下面，是她的外甥，因此他和我爸爸是沾着亲戚关系的。宗白华住在北大，我爸爸住木樨地，并不太远，但是爸爸没有去，或者换一个说法，没有及时去，在他还没有去的时候宗白华就去世了。
“后悔啊，”他叹息，“真是后悔，太不该了，我真应该去见他……”他相信宗白华绝不会无缘无故叫他，那件事一定是他应该知道的，他非常想知道，然而再也不会知道了。
很多真相被死亡带走。但是真的带走了吗？如果它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那么……那么怎么样呢？我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回答。曾经存在的真相意味着什么？是否只和当事人发生关系？而历史从来不是当事人写的，是后来人写的。那么真相如何存在，是否存在？
英国伟大的登山家马洛里曾经被人问到登山的意义，为什么要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那么同理，人，你为什么要追求真相？是否可以这样回答：真相在那里，在属于它的时空里。
面对宗白华的邀约，我爸爸放弃了这次机会。而我放弃过数不清的机会，由于不以为然或自以为是，或者干脆就是懒惰。要想追求真相就不能轻易地放过自己，可放过自己又是多么容易啊。
 公公和婆结婚后就去日本留学，学医，两人相隔千里，可感情很好，这是爸爸和我说的，他说那时候他们倆书信来往频繁。我相信矛盾是由于在一起生活后发觉性格不合。
在日本公公结识了一位终生的朋友，陈独秀，他们是同乡，公公的爸爸邓绳侯曾是陈独秀的老师。陈独秀用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大肆浇灌和公公两人的友谊，公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他选择了行医，而没有选择政治。当我了解了公公当年的一些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和婆越走越远，难以相处，同时也想到两个词可以形容公公的品格：慷慨、义气。
上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国这艘古老破烂的大船在大风暴的海洋上颠簸，倾来倒去。想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4.12反革命政变，这些改变中国的大事竟然会通过最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和婆产生了联系。
婆对家里不时出现陌生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有的人来去匆匆，有的会在家里住下，一两天三四天都有可能，然后消失。她不认识他们，只知道是公公的朋友或者是公公朋友的朋友，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她不喜欢的秘密且危险的气味，被他们带进家中的气氛弄得她厌烦又不安。
我的姨邓宛生，我叫她好姨，2018年她九十七岁，居住在香港。好姨告诉我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里，她和姐姐正睡得香，被摇醒，匆匆穿上衣服，抱出屋门抱到街上。门口停着一辆私人轿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两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儿被塞进轿车，压在那位先生身上，婆也挤进车里，然后车就开了，开半天，开出城，又开了很久，在荒郊一处田埂停下，那人下车消失在暗夜中。那人是李大钊。随后车掉头往回开，到家之后两个孩子叽里咕噜爬上床接着睡觉。她们姐妹俩也以同样的形式乘着车掩护过瞿秋白出城。当年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的时候，瞿秋白作他的翻译，应该算是公公朋友的朋友。李大钊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和公公的弟弟是同学，因此也和公公相熟。公公甚至称不上是革命者的同路人，但在他们身处险境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从不犹豫。
可是婆不愿意，不高兴，她的目光只能看到家门口，看不到更远，外面的风浪是她躲之唯恐不及的，怀着一个女人的私心她不断地为了种种事情生气。我听的最多的是狐皮袍子的事，那是婆为公公新做的一件狐皮袍子。某个黑沉沉的冬夜，婆被敲门声惊醒，公公起身下床，随手披上崭崭新的狐皮袍子，穿过院子去开门。婆躺在床上想，谁呢？又会是什么事？她只有等，等着看。不久丈夫回到屋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白裤褂，狐皮袍子没了，给了那个婆不知道是谁的人了。于是一顿吵，不然还能怎么办。吵架过后婆还是给丈夫又做了一件皮袍子，结果又是同样给了人，只有再次大吵，不光为皮袍子，总要扯出一连串气人的事，吵啊吵。婆还曾把陈独秀拒之门外，让陈独秀吃了闭门羹，而那是公公的挚友啊。一篇写陈独秀的文章里，婆被称为邓妻，称她是个心胸狭小的女人。可是我不想贬低婆，她没有做错什么，一个妻子看出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不是排第一，也许从来都不是，不知道排在第几，能作何感想又会怎样反应？她又不是圣人。
自1938年到了四川，公公就在江津的延年医院当院长，陈独秀贫病交加，很长时间就住在延年医院由公公照料，像是他的一位亲兄长。1942年，听到陈独秀在乡下病危，公公赶到他身边陪护，打强心针、平血压针，用了能用的各种药。最终公公陪着陈独秀的灵柩从乡下回到江津，在面对长江的山坡上选了一块墓地，和几位友人一同埋葬了他。
公公爱朋友，爱女儿，爱他的弟弟，也许还爱那位护士李大姐，也许也爱我。有一张照片，公公坐在阳光下，手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姿态很放松，眉宇间透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似乎在说，唷，好一个小宝宝哟，我的小小的安慰……
那个婴儿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六十二岁，比我还要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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